文艺批评在近几年几乎没有形成能够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话题，批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近日，在北京文联召开的“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上，童庆炳、孟繁华、陈晓明、朱大可等众多文艺批评家围绕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中“批评与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了热烈积极的讨论。
商业赚钱的原则渗入到当下的文艺批评，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典型的就是无穷无尽的作品讨论会，最终成为一个又一个作家的捧角会、树碑立传会，更有甚者，有些文学家不惜使用学理和自己的生命做du注，把某些作品当中一些很丑恶、很拙劣的描写说成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
当今批评的边缘化与文学批评的边缘化是显而易见的。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表示，在这样一个数字化膨胀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没有批评。“我们铺天盖地的声音就是对批评的批评，同时导致了批评的死亡。”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指出，作家和批评家的互相鄙视，或者说鄙视中互相不信任，由此导致了批评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文学的这种影响，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学术体系，退缩到核心深处，并且卷入了垃圾化的进程。学院批评家后继无人，这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在我看来，文艺批评真正的要害，是没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统一标准或尺度的丧失，并不意味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也不要。对与文学艺术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是对的，但过度阐释或言不及义的言辞表演，伤害了批评的尊严，让批评发出真正有力的声音，让批评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是纠正当下批评被诟病的最好手段，也是维护批评最高正义的唯一途径。”评论家孟繁华在“应该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的精彩发言，赢得在场专家的热烈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