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23个立项名单，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迈入了全新阶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阶段。
按照国家文物局给出的定义，考古遗址公园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这体现了科学合理地处理好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和谐发展课题的新思路。日前，记者随中央媒体采访团赴洛阳、西安、成都等地，深入探访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大遗址保护成就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情况。
遗址本体与当地居民的双重解放
考古遗址公园，让大遗址不再留遗憾
大遗址，往往是一段辉煌历史留下的印记，千百年后，这些大遗址理应成为令后代们骄傲的财富，然而，很多城市的大遗址，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遗憾……
由于许多大遗址位于城区或城郊，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和城市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的矛盾十分突出，文物保护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大遗址保护区域往往容易被忽略，环境脏乱差，治安状况不佳，甚至成为整座城市中居民生活水平最低的区域，原本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文化遗产丧失其应有尊严，大遗址成为“烫手山芋”。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好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下人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的大明宫，是盛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宫殿。200多年间，它一直是李唐王朝的zhengzhi文化中心。1300多年后，这座曾令世界为之震撼和仰慕的宫城，只剩下了部分台基和夯土。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大明宫遗址，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唐代宫殿遗址，有着巨大的历史和科学价值。该遗址所在的西安道北地区，历经多年已由城乡结合部逐渐演变为“城中村”，形成近10万人口的棚户区。该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生存环境恶劣，人口膨胀，一度成为西安经济社会发展的老大难。不断增加的人口，在使大遗址不堪重负的同时，也使城市发展对土地的渴望，居民对改善生活条件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文物保护部门常常劝阻大明宫遗址区的居民，不能种什么，不能盖什么，不能建什么，不然会破坏遗址；百姓抱怨说，什么都不能干，怎么活？在这样的僵持中，遗址保护不好，生活在遗址区的居民的生活也无法得到改善。”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公室文物局副局长吴春告诉记者。
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从2007年开始，西安市委、市政府对占地面积3.2平方公里的大明宫遗址区进行了一次性保护整治，拆除占压遗址的建筑350万平方米，妥善搬迁了居民10万人和众多企事业单位。大范围棚户区的拆迁，在解决了长期占压问题、提高了大遗址保护水平的同时，也使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
正是由于把大遗址保护与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相结合，大明宫遗址保护工程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拥护和支持。在搬迁过程中，没有出现一例因拆迁闹事上访的事件，相反，拆迁办公室里，群众送来的锦旗堆积如山，多得用拖拉机才能拉走。居民们在给拆迁办的感谢信中写道：“过去总说是文物保护让我们受苦，没想到现在正是文物保护让我们住上了好房子！”
记者在现场看到，昔日大明宫遗址内外脏乱差的环境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视野开阔和底蕴厚重的城市遗址公园，这一举措大大提升了西安市的环境质量和城市品位。随着遗址公园的开放，旅游人数也逐渐攀升，周边土地快速升值，文化产业迅速跟进，经济效益明显增长，社会效益日益突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真正融入到了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中。
“通过保护工程的实施，一方面解放了在人口重压下的遗址本体，让我们可以放手进行保护；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居住在遗址区内的10万民众，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准得到了大幅提高。”谈及工程的效益，西安市文物局局长郑育林说。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十三朝古都洛阳，蕴藏了我国历史上一系列最辉煌灿烂、最能够代表和反映中华文明成就的历史遗存。特别是在洛河沿岸、东西不足5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称作“五都荟洛”。
然而，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在为洛阳留下丰厚的历史遗产的同时，也给其发展带来了诸多限制。“洛阳片区的大遗址，地上留存普遍较少，且大都位于城区，地上居民稠密、建筑密集，大遗址保护展示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比其他城市更加突出，实施难度也大得多。”洛阳市市长郭洪昌告诉记者，在隋唐城宫城核心区拆迁中，洛阳把扩大当地居民就业、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大遗址保护工作结合起来，实行和谐拆迁，动迁居民700余户，累计拆迁10余万平方米，建成新型小区住宅楼6栋，安置居民600户。为了让人民群众共享历史文化遗存，洛阳将22平方公里的隋唐城洛南里坊区作为非建设用城市绿地，建成了集休闲、娱乐、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占地2800亩的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不仅仅是西安与洛阳，其他规划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地方，也纷纷尝到了甜头。在成都，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促成了“金沙第四商圈”的出现，使城市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与机遇；在浙江和江苏，良渚、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协调了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使美丽的人居环境、“田园城市”的梦想得以实现……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不仅仅是文化资源保护和国民教育的重要平台，在今天的实践中，它还承担起了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与遗产保护和谐关系的重任，其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和杠杆作用已经开始逐步展现，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城市这一巨大有机体的重要部分，正开始焕发出无限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