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六旬的杨霞丹戴了一顶红呢软帽，系一条黄丝巾，看上去年轻而有活力。这是她为参加1月15日“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评选特别挑选的服饰。这个会上出席的多是自称“真正的草根”的她口中的“传说中的大家”，比如熊景明、沈志华、章立凡、徐友渔、雷颐、张鸣……
2010年，早已退休在家的杨霞丹看到家乡四川省武胜县网站上组织的“现在就开始回忆”征文活动，被勾起兴趣，陆续写了回忆性文章《一个中学生的饥饿感》、《看了四次“敲砂罐”》等。她没想到这些文字如此被读者们喜爱，不仅得到机会在媒体发表，自己还成为此次活动的“年度公民写史”候选人。
在这个于成都安仁镇建川博物馆举办的盛会上，她知道了许多像她一样，凭着兴趣与热情，执著记录历史的人：何允中，66岁，退休高级工程师，多年寻访川军抗战将士后人，完成120万字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中的川军》；侯秀才，老农民，用七年时间一笔一画写下了十几万字的《东岳庙村史》，不仅留存了村子的历史、民俗、轶闻故事，还有大篇幅的人物传记及族谱；周艾民，20多年来以民间学者身份走遍中俄国境线上14处要塞，搜集整理了1000多万字的史料，出版十几本书，拍摄了近90部纪录片??
杨霞丹觉得与这些人相比，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然而当晚的颁奖晚宴上，她意外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以她为代表的“现在就开始回忆”活动获得“年度公民写史”大奖。评委会的颁奖词称，“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朴实地讲述个人命运，相对于长期被‘大历史’垄断的传统叙事，表达了草根阶层的尊严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区别于官方与学院派，有大批来自民间的历史记录者从资料收集、个人回忆、史实研究等角度，力图还原时代真相。
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
“大家都知道滇缅战场中‘野人山’一地最为惨烈，当年这段650公里的山路，国民dang兵走了114天，15000人死了11000人。但是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详细的对战役、战场的描述。直到一次读了一位美国友军医生的回忆录，说几乎每走100码就能看到10到30副遗骨??”
这是戈叔亚在15日上午“公民如何写史”的主题论坛中的发言内容。他早年当过兵，做过工人，念过大学，后来下海经商。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自学、研究滇缅抗战史，如今是对滇缅战史拥有最翔实信息的民间研究者之一。
有感于国内历史对于滇缅战场的语焉不详，戈叔亚自费从事研究，每筹到一笔钱，就跑一趟当时的战场，搜集大量的素材。春节过后，他打算与几位朋友一起去踩一踩“野人山”，“用脚走完最最悲壮的路，真正看看那里的土地是什么颜色”。
宏大叙事之下，缺乏中观及微观层面的描述与记录，是国内主流史学的缺失。
在这样的历史传统里，“公民写史”显出其必要和珍贵。它可以提供大量细节和素材，跳出国家视角，告知阅读者每一个政策、运动除了宣言、口号之外，究竟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究竟我们的时代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抢救性地保存证据、证物、证人，是公民写史的最大价值。”《看历史》杂志的主编唐建光，对本刊记者提及他多次组织历史报道的经验：所需历史素材往往无法于历史编纂中寻到，而更多见之于当时当地的媒体报道、日记和家信。
“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zhongguo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说，他举了1953年的“统购统销”的例子：大家都在历史书中看到这个政策，知道这个政策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化基础，但是它如何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如何最终导致了城乡的二元化，却因为微观角度的缺失而被忽略。“恰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项政策在zhongguo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超过了‘大跃进’和‘文革’。”
雷颐有计划地收集回忆录，从中寻找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还原长期被遮蔽的当代史。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很多，比如近代史学者章立凡也收藏了很多回忆录，《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则自2004年起以个人名义组织了“民间家书收集委员会”，收藏了从清代到当下的七八万封家书。
更有行动力的是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他凭一己之力，在安仁镇打造起一个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展出其近30年来收藏的200余万件藏品。更多的资料仍在库房中，包括20多吨“文革”期间的“检讨”，55万封“文革”期间的家信??
他规划了12座不同主题的“文革”博物馆，目前已开放了三座（瓷器馆、章.钟.印馆和生活用具馆），“其他的我就自己把它建好，当做私人收藏，关门等着。我相信即便我死了，总有一天它们要对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