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间写史者的窘境
在15日的颁奖晚宴上，获得“年度历史行动者”提名的本刊记者孙春龙，讲述了他这些年协助抗战老兵回家的经历与感受。现场放映的幻灯片中老兵们身形佝偻，苍老的声音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不少人闻之落泪。
不止一位历史记录者表达了心中的紧迫感。许多大事件的亲历者正一个个离去，而需要整理的资料浩如烟海，仅凭记录者单qiang匹马、手挖肩挑式的原始作业实难胜任。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本来也是民间研究者出身，这个做过生意、赚过大钱的前书商热衷于研究中苏关系、冷战史，自费上百万元前往美国、俄罗斯搜集解密档案，并整理出版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可是，费了那么大劲儿，（成果）传给谁呢？”沈志华深感民间身份的限制，终于选择了进入学院体制，以便获得更多的传播和带学生的机会。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在民间从事历史研究，最大的困难多在于资金紧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钱不再是主要难题，许多企业家都愿意资助相关的历史研究项目，这个时候，研究方法、传播渠道则成为最大的限制。
更大的困境来自于对历史认知的政策环境。此次与会者从事抗战史研究的占了大部分比例，小部分是“文革”研究以及其他零散的年代、事件研究。这反映出民间研究的现实状况，抗战历史陆续有档案解密，脱敏程度较高，而其他领域相对难以进入，即便有些成果往往也较难公开发表。
谢朝平的经历凸显了当代民间历史记录者们的窘境。
《大迁徙》一出版，他便遭到渭南警方的跨省追捕，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一个月，此后在舆论的积极推动下被释。他被本次评委会授予“年度特别致敬”，颁奖词里称“他在2010年承受了这个时代强加给他的另类遭遇”。
困难虽多，但似乎并未减弱民间写史者的热情。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寄希望于历史至少有一部分以“我们”为主语。
80多岁的老农白天在田间干活，晚上参与“现在就开始回忆”,写自己的亲历往事；“90后”中学生，给网刊《记忆》投稿，讲述北京四中在“文革”中的故事。《看历史》杂志年前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合作，发起“中学生写史”项目，希望中学生能增加对当代史的兴趣；zhongguo青年zhengzhi学院中文系教师、《zhongguo在梁庄》作者梁鸿则给她的学生布置作业，要求每个人都去采访自己的父辈祖辈，了解一个家庭或一个村庄的往事。
正如沈志华在会议发言中所说：“不管怎样，还是要做。我们各做各的，总有一天这些历史会自己连在一起，还原一个时代。”（刘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