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道不孤
民间历史记录者们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通过考察、采访搜集历史素材予以书写，比如杨霞丹；另一类在此基础上做了更多归纳、研究的工作，比如戈叔亚。
前一类介入历史多半与自己的家世、经历有关，从个人史、家族史着手，逐渐被庞大的历史命题吸引，不断投入其中。
建筑师晏欢就是如此。他在一次闲翻书时，发现自己的外公潘裕昆原来是抗日名将，曾任zhongguo远征军驻印军50师师长，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粤北战役、缅甸战役。带着一种愧疚之情，他开始关注有关的历史，并逐渐成为远征军史研究者。
前大中电器集团董事长张大中也因为家庭而走进历史记录者的行列。他的母亲王佩英因在“文革”期间坚持“反动言论”，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80年母亲得到平反后，张大中拿着发到家中的1000元抚恤金创业，20多年后，他资助拍摄了纪录片和纪实作品《我们的母亲王佩英》。
后一类“写史者”则因为兴趣、专业、职业等关系，有能力对历史作更多的分析和探讨，他们常常就一个领域或一段历史进行专门研究，渐渐成为民间专家学者。
《深圳商报》退休记者陈秉安就是其中一员。在以前的采访生涯中，他对从深圳越境逃亡香港的近百万人的故事产生了兴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有接受采访的农民问他，你说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他讲了正统答案，对方听完说，“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被这句话深深触动，陈秉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访谈。身处人人淘金的深圳，陈秉安却习惯于休息日背起大包往县城跑，与当地百姓、警察、官员们聊天，甚至扮成被抓回来的逃港者，打通关系进入看守所，与真正的逃港者们打成一片，以获取最真实的素材。
22年时间过去，他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记录“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
“当时很多问题不能写，采访的人也不愿意谈，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历史迟早要还原它的本来面目，这本书迟早要出来。”陈秉安对本刊记者说。
《检察日报》记者谢朝平的介入历史更加偶然。
2003年渭河流域的一场大洪灾，导致库区35万人受灾，而救灾款却迟迟不能落实。谢朝平前去采访，无意中看到一位老上访户写的665封公开信，并经过采访得到大量有关腐败的信息。
“我的原意就是写篇稿子。”谢朝平对本刊记者说，但是当地库区灾民们一遍遍的电话使他感到不安，几位老人甚至专门上京拜访，请他将三门峡移民的历史写成书。他说自己至今还记得老人的话——“我们并不指望能解决问题，只想让后人记得这段历史。”
此后三年，他六次前往渭南地区采访，搜集了大量事实资料，于2010年5月出版了30余万字的纪实文学《大迁徙》。
与会的原香港中文大学zhongguo研究服务中心主持人熊景明感慨：“这次活动最难得的是这么多默默奋斗的人能聚首一堂，让人感到吾道不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