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季羡林基金会秘书长”
按照王如的说法，由于季羡林长期住院，朗润园公寓内还有三尊印度送来的佛像，2002年后她便搬入了季羡林卧室，负责供奉佛像。
多名北大教职工、保安、礼品店店员等人证言显示，季羡林住院、季承尚在外的情况下，王如、方咸如成了这套房子的实际居住者，无论是叫人修玻璃、送货、甚至案发当晚帮忙搬运物品，没有人对他们即代表季羡林或季家产生过怀疑。
案发后，包括zhongguo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所长马志冰在内，多名与王如接触过的人都表示，“她要下手，有太多机会了，要偷也偷点值钱的字画，犯不着偷书”。按照王如的性格，“是想做季羡林基金会的秘书长，借着季羡林的名字，做成国内的诺贝尔”。
王如对外还自称是季羡林海外基金会秘书长助理。
5月13日，马志冰回忆，2009年6月，王如找到他家，谈一位北大的学生想攻读马志冰的研究生，其间说到帮季羡林筹办8月份的生日，“季老要回家办个生日会，范围也不会太大”。
王如大谈筹划要把季羡林海外基金会做大、资助zhongguo最好的学术著作、筹办zhongguo世界哲学学会，听着“很振奋”。
其间，王如还拿出一本杂志，上有季羡林和王如在家里的照片，“给我的感觉她跟季老的关系确实不一般。”马志冰说。
此后，在王如的安排下，马志冰也曾到过朗润园公寓季羡林家中，当时季羡林早已住院多年，马志冰对王如的身份没有丝毫怀疑。
北大医学部研究生张某、中央dang校图书资料中心书刊服务部业务经理等人，均认为王如为人豪爽，是个“大女人”或者“不像个女人”，吃饭抢着买单，交游广阔。
北大证实，季羡林海外基金会只是由季老的一位学生捐出200万美金后成立的，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暂时放在北大教育基金会下面，虽曾资助北大教授出过书，但此后就没钱了，基金会也就没有了活动。
季羡林晚年身边人“有机可乘”
一位与季羡林熟识人士称，晚年的季羡林被置于高位，加之身体原因住进相对封闭的高干病房，一般人鲜有渠道与之接触，无形中给身边工作人员在外虚张声势提供了可能。
钱文忠也表示，恩师季羡林是“外表光鲜热闹，内心孤独寂寞”。
他称，1999年后，季羡林身边无人可信赖。秘书李铮、女儿、女婿相继去世，孙子孙女都出国，儿子季承不往来。“恩师是一个犟脾气的人，又多少有点传统观念。旁边的人不去劝解，反而火上浇油。这样一来，就闹出了13年父子同城不相见的事情。”
法庭上，王如拿出两封经过北京司法鉴定中心确认的亲笔信，一封是季羡林财产捐赠小组名单，一张是给方咸如的“手谕”，要求“没有捐赠小组组长或我本人的批条，任何人不得进入13号公寓”。
而季承出具的六份季羡林手写材料显示，“我以前给李玉洁等的一切文件统统作废，委托季承处理”、“我从来没有做过全部捐赠”等。虽然尚未经司法鉴定，但有包括李铮之子等人在场见证。
公诉人称，王如一方的信件形成于2005年和2008年初，季承一方的信件形成于2008年后半年。
对此，钱文忠称，2008年10月，季羡林与他和几个信得过的人谈了很久，整个过程都有录音资料。当年11月，父子相见。
重逢时，季承一进来就跪下说：“老爷子，我给你请罪来了。”老爷子说：“你何罪之有啊，这13年里，我何尝不在想你啊。”儿子回来后，季羡林高兴得不得了，对护工们说：“你们再也不要以为我是孤家寡人了，我是有儿子的！”
此后季羡林将一切事情书面委托给季承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