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故宫修复厂部分员工合影，前排右一为蔡瑞芬、后排左三为刘玉。走进文物修复专家刘玉的书房，便可见故宫在这位75岁老人心目中的位置之重。一幅精心装裱的“皇帝之宝”宝玺印拓，被挂在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在故宫博物院，许多技术一直是“单传”。作为著名书法篆刻家金禹民的传人，复制这方“皇帝之宝”宝玺，刘玉视为自己此生最引以为傲之作。
在故宫收藏的“二十五宝玺”里，“皇帝之宝”是唯一一方木质宝玺，除4方传国宝玺外，它被列为21方日常公务宝玺之首，是真正意义上“宝不离身”的御物。从乾隆十三年钦定使用开始，至宣统末年进入紫禁城库房，它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覆灭。
1925年10月10日，当紫禁城有了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时，这方宝玺带着自身177年的历史，成为顶级文物。它被复制，则是48年之后的事。当时，年近七旬的金禹民已半身不遂。完成复制任务，便成为他的单传弟子刘玉义不容辞和当仁不让之事。
不仅如此，从踏进故宫博物院开始，直至1998年，刘玉为故宫摹刻复制印章5000多方。如今，这些印章排列在一组柜子里，几乎挤满了故宫博物院摹画室的一面墙，其中包括印在故宫所藏《兰亭序》摹本上的148方印章，还有印在顾恺之《洛神赋》、韩滉《五牛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的印章。特殊的身份，让老人成为当世唯一复制过帝王玺印、官印和历代书画家、收藏家印章的人。
如今，提起解放后进入故宫博物院修复厂的那些修复专家，沉默寡言的刘玉是个绕不开的人。他在故宫的文物修复历史上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
但是在老人自己看来，他在故宫里最大的收获，不是一门功底扎实的手艺，更不是一个象征着虚名浮利的位置，而是踏踏实实规规矩矩地做人做事之道。
视文物如生命的一代人
“我参与复制过数百件故宫书画顶级藏品，工作中没出现过差错，也没听说过其他人出过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心中有‘文物胜于生命’的理念。”8月27日，在书房里接受zhongguo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刘玉首先拿出的是两张已经发黄的稿纸，其中一张开头便写着这样的字句。
在鬓发皆白的老人身上，已经看不到55年前那个行色匆匆的青年的影子。回忆起故宫的经历，刘玉也不再是老伴和同事眼中那个“平时半天憋不出一句话的老实人”，从他口中娓娓道出的往事栩栩如生。
1956年9月1日，刚刚从当时的北京三十三中高中毕业的刘玉，到故宫报到上班。对这个家庭成分为“地主”的京郊青年来说，能找到一份工作，已属万幸。他特地挑选学校开学的日子到单位报到。故宫于他，更像是一座新学校。
他的母校离故宫不远，学校组织“五一”、“十一”游行时，会路过天安门城楼，但20岁的刘玉从未进过故宫。因为当时故宫门票卖5分钱，作为中学生他无力承担。到故宫报到这天，他身上也只揣着一毛钱。
从午门绕到新华门，再绕到神武门后，刘玉第一次见到了故宫的内部面目。此前，这座高深的红墙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一无所知。
也是在这一年，28岁的蔡瑞芬服从组织安排，跟随丈夫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此前，这个上海市市立助产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曾为即将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士兵检查身体，帮他们治疗血吸虫病。送走这些年轻的战士，蔡瑞芬进入上海市卫生局工作。
她的一些同学或同事跟她一样随丈夫进京，但大都通过各种途径，留在了医疗系统。蔡瑞芬则没有，她后来成为故宫修复厂厂长。
“都是干革命工作嘛，在哪儿都一样。”今年83岁的蔡瑞芬笑着回忆说。
她和丈夫是被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调入故宫工作的。吴仲超于1954年6月被从华东局副秘书长、dang校副校长任上，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后来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刘玉曾与吴仲超的外甥住同一宿舍。对方告诉他，中央原本打算将52岁的吴仲超从上海调至北京，到中央办公厅担任领导，但曾担任过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吴告诉有关领导，自己爱好文物，主动要求到故宫工作。
在后人的记忆里，吴仲超担任院长后，除了在故宫内四处了解文物的状况，极其重视文物修复，还从故宫外四处招揽人才。
“没有一大批专家和业务骨干，故宫博物院是办不好的。”蔡瑞芬回忆，吴仲超经常这样告诉故宫的领导干部们。蔡瑞芬的丈夫在上海是吴仲超的部下，被他调到故宫担任古建队队长。
那时，故宫修复厂尚未成立，只有文物修整组。除了调来自己的老部下，吴仲超还从上海请来郑竹友、金仲鱼等专门临摹复制书画的人才，又从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调来张跃选等一些裱画的名家。
对这些名家，吴仲超极为尊重。“保护专家要像保护稀有动物熊猫一样。”蔡瑞芬记得，院长曾这样风趣地比喻说。在那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修整组的人数从40多人增加到60多人，新增的20多人大都技术水平特别高。
修整组办公地点在隆宗门右侧的西三所。在富丽堂皇的故宫里，这里感觉有点偏僻。蔡瑞芬听说这里是失宠的前朝妃子待的地方，“有点儿像冷宫，但不完全是冷宫”。
然而在1960年，这里一点儿也不冷清。在从社会上招募了众多名家之后，故宫博物院修复厂正式成立。
在刘玉拿出的另一张发黄的纸上，简要写着修复厂的历史，还仔细地写下了硬木桌椅、小器作、镶嵌、象牙雕刻、古铜、新铜、雕漆、彩漆、糊匣、钟表、裱画、摹画、书法篆刻和照相等14个行当。历史上还曾有珐琅和琢玉两个行当，因为不适用，存在了很短时间便被撤销。除了这些行当，他还写下了郑竹友、金仲鱼、金禹民等在文物界鼎鼎有名的师傅的名字。
正是在这些名家手里，一些受损严重的文物，生命得以延续。
1977年1月，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被送到故宫修复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颠沛流离，这幅传世名画当时已经千疮百孔、遍体霉斑，仅五牛身上大小洞浊便达数百处。吴仲超等人决定将抢救修复《五牛图》的任务交给裱画专家孙承枝师傅。
蔡瑞芬和刘玉等人记得，接到任务后，孙师傅有很长一段时间寝食难安，拿着放大镜反复查看，好不容易才精心制订出修复方案。经过淋洗脏污，画心洗、揭、刮、补、做局条、裁方、托心等步骤，接着补全画心破洞处的颜色，再经镶接、覆褙、砑光等，以宣和式撞边装裱成卷——工作几乎做得天衣无缝。后来他们才知道，仅仅为了揭除紧贴画心的一张贴纸，孙师傅便整整用了5天时间。
而在孙师傅潜心修复《五牛图》的同时，刘玉则忙于复制印在《五牛图》上的印章。
8个月后，吴仲超亲自带队的验收专家组，对孙承枝的修复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件生命垂危的顶级文物，就此重新焕发生机。
而在修复厂刚刚成立时，裱画专家杨文彬师傅便带领弟子们挽救了珍贵文物卢棱伽《六尊者像》册的命运。卢棱伽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的弟子，这幅作品在故宫宫殿佛龛下被发现时，受潮发霉严重，几乎殃及每页。
杨文彬生性稳重、心细，且技术水平高，负责主修；残缺部分则由金仲鱼接笔、做旧。这件文物就这样起死回生。而故宫也在1961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只是这些常年临摹修复书画的师傅，虽然延续了文物的生命，他们自己的生命却因此受到损害。因为长期用眼，他们中的不少人伤了眼睛，老一辈的师傅如此，晚一辈的刘玉也如此。蔡瑞芬虽然主要从事行政工作，但自从1962年被提拔为副厂长后，不得不开始了解各个行当的工作，她后来和刘玉一样得了青光眼。
“我们当时别的都不考虑，‘文物第一’。”蔡瑞芬一边说，一边揉着自己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