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离我们太远了，眼下也有“饥寒起盗心”的典型例子，那就是非洲国家索马里的海盗问题。这是一个小国，人口大约700万。索马里的海岸线很长，许多人是渔民，靠捕捞为生。近年来，因国内动乱，政府失控，无政府zhuyi严重，社会无序，根本谈不上社会和谐。因为政府失控，外国的拖网渔船进入索马里海域。大量的鱼类资源被掠夺，弄得当地捕鱼工具落后的渔民大量减产，甚至无鱼可捕，给他们带来了生存危机。渔民穷了，填不饱肚子，于是“饥寒起盗心”，数以千计的人沦为海盗，抢劫路过索马里海域的外国货船，这就是索马里海盗，作乱一方，成为世界一大公害。因为穷，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道德观也扭曲了，不以偷盗为耻，反以偷盗为荣。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海盗是英雄，当海盗成为人生的追求。索马里海盗的价值道德观，与我国古代《庄子·胠箧篇》说的“盗亦有道”相仿佛。在庄子笔下，那个名叫跖的大盗不以行盗生涯为耻，反以为荣。在他的心目中，荣辱已被颠倒。他认为盗贼群里也有勇士英雄和道德高尚的人：“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意思是说，行窃之前，能估计预测主人家室内到底藏了些什么宝贵的东西，那他就是聪明绝顶的圣人;行窃的时候，谁能抢先入室，他就是不怕危险的英雄勇士;行窃结束时，让别人先撤，自己后撤，他就是够义气的朋友;行窃前，最后判断可不可以动手，胜算有几分，吉凶如何，这便是有谋略的智者;行窃到手的赃物自己不多要，平均分配，这就是仁爱的表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盗和今天索马里海盗都是堂而皇之，理直气壮，他有他的“理”，他有他的“道”，倘若你想用什么“道义”去劝说他们不为盗，金盆洗手，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认同你的“道义”。唯一的办法是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饥为之食，寒为之衣，这才是根本的。联合国在呼吁，希望国际社会向索马里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索马里发展生产，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逐步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使他们的“仓廪”也“实”起来。创造了这个先决条件，这里的海洋才会平静，从而没有海盗出没，无序的社会才可能变得有序，社会和谐也才有希望。民以食为天，丰衣足食万家乐，索马里何日才能万家乐?这是联合国的一块心病。
改革开放30多年的zhongguo今非昔比，缺衣少食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老百姓基本过上了小康生活，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我生活在北京，亲身感受到北京人的生活是幸福的，可以说是丰衣足食。改革开放以前，北京住房紧张，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现在呢，20平方米以上。过去城区的破旧平房一片又一片，龙须沟、木家顶、黑窑厂……那是有名的棚户区，冬不暖，夏不凉，那里的居民祖祖辈辈遭罪。如今，棚户拆除了，代之以楼群。原来最破烂的地方现在变成了最漂亮的居民小区。统一拆迁，统一设计，统一改造，一切由政府来管，多美的事呀!旧城变新城，同时加快轨道的建设，地上地下同时动手，几横几纵，四通八达，把地上行人一半转入地下，为居民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北京人的生活已进入汽车时代，六成以上的家庭买了汽车，也像西方国家一样，以车代步。买车、买股票、买基金、买黄金制品、买第二套房成了许多家庭的追求，夸张一点说，到了藏富于民的时代。北京的一般家庭，收入低一些，没有这么阔绰，但也有余钱剩米，不愁衣食。为了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用“限价房”以满足这部分人群的需要，居有其所。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型超市一个比一个大，琳琅满目，五光十色，吃穿用的东西应有尽有，明显地表现出社会的富庶。北京是个美食城，全国东南西北的美食云集北京，像样的饭馆3万多家，川菜馆占了三分之一。十年前，我在退休时有个想法：退休后，云游四海，吃遍京城300家。现在看来，300家太少了，要吃遍京城3万家。北京日新月异，飞速发展，饭馆越来越多，别说吃遍京城3万家，看遍京城3万家也不容易。小时候，我生活在巴山农村，没有“过年米”的农民叹息说：“啥时候才能吃不完用不尽?”“吃不完”是说新米上了市陈米还未吃完。“用不尽”是说手里随时都有称盐打醋的零花钱。半世纪前的企盼今天变成了现实，真的“吃不完用不尽”了。北京如此，全国其他城市也大抵如此。北京的变化是全国其他城市变化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