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当政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闻名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后人称道的东林dang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曾经认定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他们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歌所说的那样：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
整个社会对享乐的贪图，拜金zhuyi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zhengzhi的黑暗与经济的凋敝，整个晚明社会呈现出一幅犬儒zhuyi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丽堂皇，直到称颂他为九千岁。——这个事件深深地说明了我们这个帝国的执政者们到底有多么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谈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du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du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du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du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苗棣《崇祯帝》）。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１人、尚书４人、总督（督师）７人、巡抚１１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将入相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了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六
1644年，即崇祯十七年，该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诉崇祯，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这对心性甚高的崇祯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为此，他在这一天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轻描淡写地作了自我批评，最后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似的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农民起义人员，而如果有谁能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则封万户侯。
当天，崇祯还想照例召开御前会议，但已没有大臣到会了。晚上，他知道大限将至，命太监为他和家人准备了最后的晚餐。酒至微醺，这位风华正茂的皇帝拔出剑来，当场杀死了妻子。在杀女儿时，他长叹道：谁让你生在帝王家呢？然后，他带着一个老太监登上了煤山。从煤山山顶望过去，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军队的营帐里灯火通明，宵鼓阵阵。明天，他们就要攻城了。崇祯叹了口气，用衣带草草地写好遗书，遗书中，他再次强调他不是亡国之君，只因他的臣子们皆是亡国之臣。
凌晨时分，崇祯恨恨地上吊自杀。
想来，崇祯在临死之时一定会不甘心地发问：为什么我的励精图治换来的却是亡国之悲与自缢之痛？
以崇祯的个人素质和励精图治的志气，如果生在和平时期，未尝不是一位可以位列明君的帝王，因为和平年代里，崇祯个人的性格尽管有各种弱点，但不会是致命的。惜乎他显然生错了时代，在那样一个大厦将倾的季世，他的悲剧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这样的励精图治只会加快王朝的灭亡。崇祯事实上成了他的祖父万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尽管他比这两位亲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可以在宫中花天酒地过一生，他虽说旰食宵衣，却免不了背上亡国之君的耻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无情总是令人扼腕长叹。
（聂作平 本文摘自《历史学家茶座》第13辑，原标题“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