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凭借《甘南纪事》获得小说大奖，杨显惠在华语文学传媒奖的颁奖礼上依然保留观察者的习惯：他随身携带单反相机，不停地抓拍会场上的瞬间。不少作家们围过来向他致意，他不太适应，碰完杯后总低声问身边的人：“这是谁？那一位是谁？”大部分时间，他总是埋头按快门。
作家马原亦举着酒杯过来祝贺。“杨老，您知道他是谁吗？”旁边的人问他。
“不知道。”杨显惠有些迟疑，“我在作家圈里来往的人真的不多。”对方愣了愣，笑着说：“看来，不认识其他作家的作家，才是好作家。”
饥荒主题已经完成
《甘南纪事》共16万字，比之前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薄了不少。从2006年春天开始，连续五年，杨显惠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驻扎甘南藏区，住在藏民的牛毛帐房和沓板房，记录了近10万字的采访笔记，数千张照片。全书用12个故事讲述了甘南的风土人情故事，是他之前在《上海文学》杂志上连载了一年的同名作品。
1946年生于甘肃，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经历过当农工、售货员、教师等。即便是在上世纪80年代加入天津作协，杨显惠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根始终是在甘肃。每年写作间隙，他总要离开天津回兰州小住。“我写的是那个地方的事情，我的根在那儿。”写完《甘南纪事》上半部，杨显惠回到兰州休息，决定今年冬天将下半部完成。
此前的作品《夹边沟记事》直指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通过近20个故事，揭开一段尘封50年的历史。近3000名“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劳改农场，经历三年饥荒，最后活下来的只有600人。命运三部曲的另一部《定西孤儿院纪事》亦重述三年饥荒的故事。灾难的三年过去，当时定西紧急成立孤儿院，收留了五六百个孤儿。即便是当事人杳如大海捞针，杨显惠还是顽固地做着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采访的路上。当受访者向杨显惠谈起当年的饥荒和灾难，再冷静地叙述，最后也不由得潸然泪下。
“《甘南纪事》的写作比之前轻松很多。饥荒主题我已经完成，我想该创作一些轻松的主题，我不愿再描述苦难。采访中积攒了很多照片，也有过出摄影集的想法，那该是在写作完成后的事了。”在甘南呆的时间很长，杨显惠仍然不太习惯当地的饮食，“但是好多了，那边饮食跟汉人的已经很像。”杨显惠说话语速很慢，每个问题细细想一想才回答。
甘南草原都退化了
时代周报：去甘南之前，你是打算去xizang？
杨显惠：2006年刚写完《定西孤儿院纪事》，打算休息一段时间。当时正好文化界掀起一股“xizang热”，于是我想到xizang跑一遍。我回到兰州找几个朋友一起去xizang，他们都不去。当时遇到两个中学同学，他们大学学的是草原专业和畜牧业，毕业后分配到甘南，在甘南工作了20多年，上世纪80年代调回兰州，已经退休了，想到甘南去再看看。他们跟我说，你到xizang去干什么，不就是去看看藏民的生活，到甘南去也可以，那边也是藏民很集中的地方。于是我跟着他们跑了三个县。
他们到那边去就是看朋友，叙旧，有干部，有牧民，有汉族，有藏族，到处都有熟人，到哪儿都是喝酒聊天。跟着他们跑了这么一趟，听着他们谈过去的生活经历，勾起我很多感慨。回到兰州以后，我就琢磨着再跑跑甘南，写一部甘南的书。
时代周报：这本书比之前的两本薄不少，但花的时间更长。
杨显惠：写《定西孤儿院纪事》调查花了两三年，所以藏民的我也不想写成纪实，我想写成小说，能写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就写他们当地的生活状况。结果我跑了两年，每年进去两三次，一次十天左右。它和我写的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的事情不是一回事，后来我觉得像这样蜻蜓点水地跑进去也不是一回事。后来每年两三次，长的一次呆上20多天，短的呆上一个礼拜。甘南七县一市我都跑了，除了一个汉化的县我没有去。在甘南，我主要是在扎尕那驻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