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 1933年，叶飞在福安赛岐狮子头客栈与地下dang接头时，被特务袭击，身中4qiang。其中一枚子弹打在胸口进入肺部，受当时条件限制，这枚子弹直到他1999年去世才从骨灰里拣出来。目前，这枚子弹在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内展示。
叶飞之女叶葳葳：
父亲教我坚强 逆境不致落魄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人物
叶葳葳的书桌上总堆着书，家里的书架上有很多关于新四军的历史。
退休后的叶葳葳经常前往全国各地的新四军纪念馆，参加有关的纪念活动，她希望收集更多关于父亲叶飞的资料，身为新四军的后代，她觉得那是一种传承和责任。
父亲在世时，叶葳葳陪他重走过很多以前的战场旧址，从他打了三年游击战的闽东，到新四军战斗过的大江南北，再到山东战场。
如今父亲离开16年，她还是会去他回忆录中写到过的地方，了解她还没出生时父亲的经历，“一生戎马，始终坚定。”
人物小传
叶飞(1914年-1999年)
原名叶启亨，生于菲律宾吕宋岛奎松省，祖籍福建省南安市金淘镇。1928年参加革命，在闽东地区领导革命，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名将，zhongguo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ziyou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新zhongguo成立后，历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交通部部长，zhongguo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
叶葳葳(68岁)
叶飞之女。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原副局长。
一枚子弹留体内一生
拿着父亲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照片，叶葳葳往父亲的右脸颊一指，一道疤清晰可见。
叶飞戎马一生，身上有很多伤。小时候，叶葳葳也摸过父亲腿上的qiang伤，问起父亲才知道，连同脸上的那道疤，都是他参加地下dang时差点丧命的经历。
1928年，14岁的叶飞放弃了在厦门的学业，参加了地下dang。
19岁时，叶飞秘密前往福安赛岐狮子头客栈与地下dang接头，被特务盯上。特务朝他打了4qiang，一颗子弹从脸颊穿透，一qiang打在胸口进入肺部，胳膊和腿上也分别中qiang。
摸着父亲的伤口，叶葳葳想起电影中地下dang员牺牲前的豪言壮语。
父亲听完哈哈一笑，“没那么回事，当时被击中后，最先想到的是‘这下子不行了，死得早了一点，好多事还没做’。”
父亲还说，没断气的时候，想到的还是求生。
特务离开后，叶飞用最后的力气爬到客栈门口，晕了过去。所幸被村民救下，装扮成新娘子送出村就医。
命保住了，但胸部的子弹一直留在肺里。直到1999年叶飞去世，家人在他火化后的骨灰里，拣出了那枚子弹。
晚年常叹战场牺牲者太多
对于父亲的军人身份，叶葳葳赞同有人对他“儒将”的评价，“他好看书、下棋，打仗讲谋略，治军讲技术。”
1934年，福州dang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领导游击战的叶飞和上级失去联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葳葳回忆，父亲意识到民族矛盾当前，革命形势会变。在与dang组织失联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国内抗日的信息，他在闽东的小镇上打了一仗。
“目的就是为了看报纸，了解国内的形势。”作为掩护，游击队的队员在图书室外打篮球，叶飞在里面读报。
1938年，游击队已经成长为1300人的闽东独立师，叶飞率部北上抗日，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首先在皖南练兵。”叶飞认为，闽东部队是善于打游击战争的部队，游击习气浓厚，军事技术、战术的基础较差，“在皖南，父亲将游击队历练成为了一支正规的抗日部队。”
叶葳葳说，在父亲的抗战生涯中，他打了很多胜仗，他指挥的车桥战役曾受军中嘉奖。晚年的父亲时常想起战场上的人，“他说牺牲的人太多了，剩下来的都是幸存者，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想想牺牲的人，待遇和荣誉都不重要了。”
国家给的待遇不让子女沾光
不在乎待遇的“儒将”叶飞，在女儿眼中也是一位工作繁忙的“严父”。
“父亲总说，国家给我的待遇，那是工作需要和我对革命的贡献，你们不要享受。”小时候，叶葳葳和兄弟姐妹们不能坐父亲的车，星期六有电影看，父母可以坐着车去，他们只能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
在叶飞家里，还有一条他立下的铁规，“不可以利用父辈的关系。”叶葳葳说，在家里，从姐姐到弟弟，都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参加工作。
“严父”叶飞对子女读书却很宽容，从国外的小说到zhongguo革命史，他从不干涉他们读书的内容，“他本就是一个爱书的人，通读过二十四史，《战争论》和《孙子兵法》是他的枕边书。”
书也让叶飞和叶葳葳父女渡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岁月。
1968年，叶飞受“文革”冲击，被关在北京卫戍区“监护隔离”。刚被关进监房的一个星期，叶飞心情燥郁。他让家里给他带书。叶葳葳成了父亲的“送书员”。每个月，她把家里成摞的书塞进书包，连同日用品送给父亲，“从马恩选集到列宁选集，《资本论》他在监室里看了4遍。”
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叶葳葳成了“保爹保妈的黑帮子女”，在班里没有同学和她讲话。这倒成了她读书的好时光，她一头钻进了阅览室。她觉得，受父亲影响养成的读书习惯让她在那段最艰难的时光感到充实。
一封信成女儿“主心骨”
1970年曾让叶葳葳感到彷徨和软弱，“父亲在那一年撑了我一把。”
那一年，北大的毕业生要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基层单位工作。
叶葳葳记得清楚，系主任站在讲台上抑扬顿挫地念到她的名字，“叶葳葳，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德令哈。”
“全班的同学刷刷地看着我，我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叶葳葳的同学后来告诉她，她像极了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把围脖往后一甩，扭头离开了教室。
其实，她心里是惊慌无措的，她跑回宿舍，趴在地图上往西一路找到西宁，再往西看，长长细细的一条公路线旁边写着德令哈，“我听都没听过这个地方。”
她满怀委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我分配了，到青海。”信中，发了一通路途遥远、地方陌生的牢骚。
不久，她在系里接到“立刻到卫戍区传达室”的电话。
在那儿，她没见到父亲，只有一本马恩选集转到她手里，书里夹着一封父亲写的信。“你现在要毕业了，要走上工作岗位了，青海虽远，没有新疆远，地势高，没有xizang高，那个地方既然有人工作生活，那么你也行。”
“我就感觉在你最软弱的时候，突然有人撑了你一把。”叶葳葳说，回去后，她非常坦然和冷静地收拾行李，去了青海。
如今回忆往事，叶葳葳感慨，父亲一生戎马，在革命中历练出坚强，“这种精神让我在逆境中坚强，活得不致落魄。”
A16-A1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