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刘以鬯2018年6月10日，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浏览《文艺报》电子版，一条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先生逝世。”蓦地，我心头一紧，悲痛之情油
刘以鬯
2018年6月10日，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浏览《文艺报》电子版，一条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先生逝世。”蓦地，我心头一紧，悲痛之情油然而生。哀悼之余，我不禁想起与刘以鬯先生——这位未曾谋面的“伯乐”相交的往事。
一
那是香港回归前的1996年春天，我创作了历史小说《诗缘》，描写的是唐代诗人温庭钧和女道士鱼玄机的故事。小说写出后，我正考虑在哪家文学刊物上发表，正巧有一位朋友从香港回京，听说我写了篇历史小说，主动要为我送去《香港文学》发表。当年这位朋友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回港后，她就顺便将我的小说直接送到《香港文学》社了。不久，我接到了一通来自香港的电话，是刘以鬯先生亲自打来的。那时我才知道他是《香港文学》的总编辑。尽管早就知道刘先生是香港著名作家，也读过他的若干作品。刘先生在电话中说，我写的历史小说《诗缘》，他很欣赏，符合他的想法和《香港文学》的编辑意图，拟在最近一期的刊物上发表。同时，他还约我今后多写些这类历史小说给《香港文学》，最好每月一篇，形成连载作品。当时的我确实“受宠若惊”，因为《诗缘》是我的第一篇历史小说，也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发表小说作品就在《香港文学》上，可谓“一步登天”，实在令人振奋。不久，我的作品在《香港文学》1996年4月号（136期）上刊登出来了。后来，当那位香港朋友再次回京时，告诉了我当时送稿到《香港文学》社见刘以鬯先生的情形：当那位朋友将我的稿子送去时，刘先生起初并不以为然，以为是平常的“关系稿”。待那位朋友离去后，刘先生才拿起稿子细看……于是当那位朋友刚返回住地时，就接到了刘先生的电话，告诉她稿子很好，要立即安排发表，并要了我的联系电话。可见刘先生是真的喜欢我的小说，他也真的是“发现”我的“伯乐”。
从此后，我一发不可收拾，在两年之内给《香港文学》又写了两篇历史小说（《疯杀》——讲明代文人徐渭杀妻的故事；《改嫁》——讲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晚年的故事）。遗憾的是，由于我在出版社的本职工作繁忙，未能遵刘以鬯先生之意，以每月一篇的速度创作连载作品。但在往后几年里，我还是坚持给《香港文学》写了十余篇散文和随笔作品发表。而这一切，都是在刘以鬯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而从当年与刘先生通第一次电话，直到他近日辞世，我们始终未曾谋面，有的只是远隔千山万水间，作者与编者的交往和同道的心心相通……
二
最早知道刘以鬯先生的大名，是在读过他的若干作品（如《酒徒》《寺内》等）之后，及至与刘先生有了作者与编者的交往，才渐渐了解他的创作和经历。
刘以鬯先生原名刘同绎，字昌年，祖籍浙江镇海，1918年12月生于上海。194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专业）毕业，1948年底定居香港。1941年至2000年，他先后在重庆、上海、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任报纸副刊编辑、出版社和杂志社总编辑。其中，1941年在重庆主编《国民公报》和《扫荡报》副刊；1945年在上海，任《和平日报》总编辑；又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新文学作品；1948年到香港后，先后任《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报刊编辑、主编；1952年到新加坡，任《益世报》主笔兼副刊编辑；后又到吉隆坡，任《联邦日报》总编辑；1957年回香港后，先后任《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快乐谷》编辑；1963年至1980年代，任《快报》副刊《快活林》《快趣》主编；1981年9月至1991年4月，任《星岛晚报·大会堂》主编；1985年1月，香港的第一份纯文学月刊《香港文学》创刊，刘以鬯先生是创始人，并亲自担任主编至2000年7月1日退休。《香港文学》在他的主编任内，共出刊188期，为香港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以鬯先生的文学创作，始于1936年。当时18岁的他，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流亡的安娜·洛芙斯基》。在八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一直从事严肃文学的创作，有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多种体裁近八千万字的作品问世。他的作品不仅屡获各种奖项，还被收入海内外多种选本、鉴赏辞典和大学教材，并被译为英、法、意、荷、日、韩等多国语言，是香港著名的作家之一。
刘以鬯先生在超过大半个世纪的创作和编辑出版生涯中，始终笔耕不辍，发掘并培养了许多文学新人，尤其为香港文学的发展贡献巨大，被称为香港的“文学之父”。
刘以鬯先生是zhongguo作家协会会员。1988年，他以港澳地区特别代表身份，参加zhongguo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1985年，他与香港三十位文艺家共同发起成立香港作家联会，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2000年以后，先后荣膺香港艺术发展局“杰出艺术贡献奖”及“终身成就奖”，并获得香港特区政府颁授的荣誉奖章和铜紫荆星勋章等荣誉。
三
作为香港文学的一代宗师，刘以鬯先生的作品倾倒了几代香港人。他曾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他还总结自己早年在香港的文学创作经历，是“用两只手写作，一手写娱人的流行文章，一手写娱己的严肃作品”。
香港著名电影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就分别取材于刘以鬯先生的小说《对倒》和《酒徒》。所以有人说，“刘以鬯是王家卫的文学老师”。
刘以鬯先生是最早采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zhongguo作家之一。他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的《酒徒》被誉为“zhongguo第一部意识流小说”。这部小说大胆运用意识流、象征zhuyi等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艺术手法，描写主人公只身在香港这个陌生世界中清醒和醉倒的两种生活状态，表现在生活中徘徊、挣扎和沉沦的意识，借以刻画都市文化人的生存困境和敏感复杂的内心世界。
刘以鬯先生的历史小说，在zhongguo文学界也是独树一帜的，与鲁迅先生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寺内》（1964年1月下旬至3月初，曾在《星岛日报》连载）《除夕》《蛇》《蜘蛛精》《追鱼》《盘古与黑》等，大多取材于zhongguo古典名著、传统戏曲及民间传说，运用西方现代zhuyi创作手法，遵循zhongguo古典诗歌的美学表现原则，在描写历史人物事件和讲述传奇故事的同时，融入现代都市人的内心感受和新的认识。
虽然在大陆，刘以鬯先生的名气并不大，文学圈之外的人知之甚少。但在香港，他是可以和金庸相提并论的人物，刘以鬯先生是继金庸之后第二位被授勋的香港作家。
刘以鬯先生作为香港新文学和现代zhuyi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影响了香港的年轻一代作家。尤其是他创办和主编的《香港文学》更是影响深远，不仅在培养香港本土作家、发表香港纯文学作品上贡献多多，而且还在促进内地与香港的文学交流上做出了积极努力。当年，文学大家萧乾等人，就常在《香港文学》上发表散文、随笔等作品。
以至有一回，我的历史小说与萧乾先生的作品刊登在同一期《香港文学》上，萧乾先生看到我的作品，竟亲自写信给我，希望我“在短篇小说之外还望注意长篇创作”。（说来惭愧，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原因，我至今也未开始早有计划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此为题外话）
其实对于文学新人的培养，刘以鬯先生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致力于此。刘以鬯先生曾有一篇《关于〈雪垠创作集〉》的文章，收入《香港作家散文选》（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文中详细介绍了当年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刘以鬯先生鼓励支持姚雪垠先生创作长篇小说《长夜》，并在自己主持的怀正文化社出版《雪垠创作集》的全过程，读来令人感动。
顺便说一句，《文艺报》刊登的刘以鬯先生逝世的消息中，在叙及先生的生平时，没有提及他主编《香港文学》的经历。这实为一大缺憾。要知道，刘以鬯先生晚年对于香港文学乃至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主编《香港文学》。
回想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和研究、创作活动近四十年，结识、交往的文化老人为数不少，像萧乾、周振甫、梅志、杨绛、刘以鬯、王树村、冯其庸、汤一介、傅璇琮等人，都是我敬仰的文化大家。尤其是傅璇琮先生和刘以鬯先生，对我的成长进步帮助极大：在编辑出版工作上，是交往三十年的傅璇琮先生；在文学创作上，是未曾谋面但心心相通的刘以鬯先生。
现在想来，刘以鬯先生之所以欣赏我的历史小说，就是他将我引为同道的缘故。所以，他以同道和行家的眼光看待我的历史小说创作，自然就成为“发现”我的“伯乐”。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往事如烟，斯人已逝。在沉痛悼念刘以鬯先生时，我谨以如下挽联寄托我的哀思，以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虽为伯乐，二十年未曾谋面，唯文脉传承不断
堪称师表，数十载笔耕不辍，祭一代文宗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