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经典承载着思想，这种思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更多地表现为智慧的凝聚。以智慧为内涵，经典不仅仅限于事实层面“真”的追求，而是在更广的意义上表现为对真善美的关切，后者同时又包含价值的内涵。由此，经典也从不同的方面切入了宇宙人生的深处。经典的形成总是与一定的文化背景、一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与之相应，经典呈现一定的空间性或地域性，后者赋予经典以某种特殊性的品格。但是，经典所包含的智慧内涵，同时又具有普遍的、世界性的意义。经典的普遍性品格，同时又与其时代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经典本身构成了文化的重要的方面，对经典的诠释则进一步构成了文化沉积、文化再创造的内容。作为历史智慧的沉淀和结晶，经典也构成了现时代文化发展与思想创作的背景和前提。
一
谈到经典，首先涉及经典本身如何理解的问题。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将经典看作思想的载体，与承载思想相应，经典同时表现为文化或观念形态文化的核心。如所周知，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的典籍文献，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典籍文献都可以成为经典，成为经典需要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选择，经典之成为经典，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以某种方式真切地反映了人对这个世界、对人自身的深沉认识和多样理解，并从不同的方面实际地影响文化的历史演进。
以上述认识和理解为内容，经典所包含的思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更多地表现为智慧的凝聚。这里涉及知识和智慧的关系。知识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主要以经验领域的事与理为指向，所把握的是世界的各个特定领域或特定方面，所提供的主要是经验性的认识。这一意义上的知识都有自身的界限:如一般所知，现在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从数学、物理、化学，到天文、地理、生物，等等，每一学科都有自身的领域，并分别指向相关的对象，由此，同时也形成自身的界限。
然而，世界在被各种知识形态分解为不同的领域之前，本身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的实在性无法离开其具体性、关联性。这样，要真切地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仅仅停留在具有分解性、界限性的知识之上，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由分门别类进一步合而观之。智慧的特点首先便体现在对知识界限的跨越，这种跨越与以道观之相联系，进一步引导人们走向真实、统一的世界。
知识的特点往往体现为对“是什么”的追问，在知识领域，“是什么”的追问同时与事实层面“真”的追求联系在一起。比较而言，智慧则不仅仅限于事实层面“真”的追求，而是在更广的意义上表现为对真善美的关切，后者同时又包含价值的内涵。在智慧的层面，人们常常会关心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人的理想存在形态，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好的生活、理想的存在形态，等等，其中涉及成己与成物，包括成就何种自我、成就何种世界。以智慧为内涵，经典既注重“成就什么”，也关注“如何成就”，两者都包含规范性内涵:把握真实的世界关乎对世界的说明，而成就理想的世界则指向对世界的规范。由此，经典所凝结的智慧也从不同的方面切入了宇宙人生的深处。
如果仅仅从知识的层面看，则经典中所包含的若干内容在今天看来也许显得层次不高，有些方面甚至过时了。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知识领域如物理、数学、化学等方面，今天中学生所达到的知识水平可能已超过了以往一些思想家。但是，在智慧的层面，却显然不能这样说。以往的思想家通过的深层的洞察、创造性的想象，以及基于自身的知和行而达到的对世界的理解，往往包含着创造性的智慧内涵，这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智慧总是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经典的意义正在于包含着上述丰富的智慧内涵。
与以上分疏相联系，今天重返经典，主要不是表现为获取某些特定的知识信息，而更在于回溯前人所经历的智慧历程。具体而言，通过阅读经典，人们可以了解以往的思想家如何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由此提升自身理解世界的能力。同时，所谓重回经典，也不是简单地返归某种静态的文本。在阅读经典之时，我们总是和经典背后的作者，也就是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展开某种形式的对话，也就是说，通过阅读经典，我们同时穿越历史的时空，直接面对思想家本身。在这里，一方面，经典包含着解决今天所面临问题的思想资源，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每会面对一些共同的问题，经典则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些普遍、共同的问题作了独特的回应，后者进一步为解决今天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启示。另一方面，经典本身也蕴含着今天依然需要面对的问题:以往的思想家通过文本而提出后世需要面对的问题，这种问题同时又激发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可以看到，经典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我们提供某些现成的结论，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领略以往思想家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又与历史上的思想家展开独特的对话、形成思想的互动。这里不仅有文字的解读，而且更有观念的激荡。在与以往思想家的这种沟通、互动中，可以不断走向智慧的深处，并由此推进对于世界以及人自身的理解。
从具体的解读过程中涉及文本意义的再现与逻辑关联的重构之间的互动。解读与诠释经典既需要努力把握文本自身的意义，也离不开诠释过程中的逻辑重构。以儒家经典《论语》中讨论的“仁”和“礼”的关系而言，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等等，既在文本的意义上表述了“仁”和“礼”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又在逻辑的层面涉及价值观念的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关系:“仁”更多地侧重内在的实质，礼则同时指向外在形式。仁和礼之间的以上关系同时关乎实质层面的价值内涵与形式层面的规范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我们从以上角度去解释、分析仁和礼以及两者关系时，同时也在进行逻辑重构。儒家另一经典《孟子》中提出的性善说，从直接的文本含义看，其中表达了对人性的理解:人性本善，或至少具有向善的可能，这一看法属广义上的人性论。但是，就内在的理论层面而言，孟子提出人性论并不仅仅是对人性作某种规定或解说，这些解说与他对成人过程的理解密切相关，并构成了其成人学说的出发点。从后一方面看，性善说的主要意义在于肯定人格的培养需要以内在的根据为出发点，不能将其单纯地视为外在强加的过程。与之相对，《荀子》一书对人性的讨论以人性本恶为预设，后者与荀子强调礼法对人的教化、约束在理论上彼此一致。从逻辑上说，既然人性本恶，所以人格的成就无法从内在根据出发，唯有通过外在的礼义教化，才能将人纳入合乎规范的形态之中。当我们从成人的整个过程去理解《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时，同时也就是在进行逻辑的重构。与文本的历史诠释一样，这种重构对于深入地理解经典，也不可或缺。
二
从其形成来看，经典总是与一定的文化背景、一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就此而言，经典呈现一定的空间性或地域性，后者赋予经典以某种特殊性的品格。但是，经典所包含的智慧内涵，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真正的经典总是同时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共同财富，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这一点，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中讨论的重要主题是正义的问题，而对于社会正义的关切、对于个体权利的尊重，显然不仅仅对西方的古希腊有意义，而且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儒家典籍《论语》是zhongguo文化的经典，其中主要讨论的是仁道的原则，仁道的意义在于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其意义同样不仅仅相对于zhongguo的先秦时代而言，也具有世界意义。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的时候，这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是，当不同的文化彼此相遇之时，历史就使我们有可能从更普遍的、世界性的层面，揭示不同经典所蕴含的意义。
从价值内涵来看，以往经典总是内在地隐含着多样的取向，其表达方式也带有历史的印记。这些价值取向和表达方式同时呈现特殊的形态。以《论语》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表述而言，从具体的内涵来看，这里体现了春秋时代zhengzhi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内在价值取向，其中打上了历史的印记。然而，它同时也蕴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例如:可以从责任意识、义务意识的层面阐发以上表述内含的价值取向，揭示其中关于如何使个体充分地履行各自所承担的义务等看法。就具体概念而言，《孟子》一书中有“大体”“小体”的表述，它们在形式的层面展示了具体的历史印迹。从现代的概念系统看，“大体”主要与“心之官”相联系，引申而言，与现代语境中的“理性”等范畴具有相通之处。相对于此，“小体”则更多地与人的感官相关联，在引申的意义上，它同时涉及感性等方面的规定。从以上方面看，“大体”“小体”的关联，近于现代概念系统中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关系，并关乎普遍意义上对人的理解，所谓“从其大体”，便意味着赋予理性以优先性，其蕴含的前提之一则是将人视为理性的存在。对这一类概念以及它所蕴含的意义，需要从历史性和普遍性两个层面加以理解。
从更广的视域看，在新的历史时代，一方面需要引入和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zhongguo文化本身也要走出去，并进一步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入，抑或zhongguo文化的走出去，都既以其中内含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同时也意味着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需要形成开放的视野。眼界的封闭，常常会对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定，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敞开经典的意义，思想史发展的过程，也昭示了这一点。众所周知，佛教的传入是中外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传入的意义有多重方面，从经典理解的角度看，则可以注意到，佛教传入之后和传入之前，zhongguo思想家对经典的理解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一方面，佛教进入东土之后，一些思想家往往有排佛的倾向；但另一方面，即使是排佛的思想家，自身也常常受到佛教的影响，后者具体地渗入于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之中。以佛学为背景的经典阐释，同时使经典本身获得了更多的意义向度。这种现象从历史的角度表明:外来的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深化和扩展对经典的理解。
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经典理解的影响，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当然，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单一的佛教文化的引入，而是更广意义上西方文化的东渐。西学东渐这一思想背景，使我们可以在更广的文化参照视野之下，反观经典自身，从经典中读出以往的思想家们未能读出的新的意义。这里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方面，需要揭示经典中实际内含的世界意义或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又应以世界文化为视域，理解经典内涵。仅仅封闭、限定于单一传统，无助于理解经典的深沉内涵。
基于上述前提，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似乎需要再思考。这种看法之一，即所谓“以中释中”，其内在意向在于以所谓纯粹传统的zhongguo概念去理解zhongguo的问题，净化一切其他观念。这种进路如果推向极端，无疑将形成自身的内在偏向，它与历史已经进入了世界历史这一背景，也显然彼此相悖。宽泛而言，理解和诠释与语言相联系，经典的现代诠释则离不开现代汉语，而在中西文化的互动中，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语。作为语言的特定形态，外来语并非仅仅是形式的符号，而是同时表现为思想的载体，其中多方面地渗入了外来的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的时候，相应地也受到这种语言背后的深层观念和思想的影响，从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zhongguo已有观念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狭隘的“以中释中”相对，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西”观念无疑更值得我们关注。“学无中西”所体现的是世界文化的视野，它要求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之下反观和理解多样的文化传统，包括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经典。近代以来，zhongguo的思想家在学术上的重要建树，与这一视野无法相分。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到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等，其思想系统的形成，都在实质上基于“学无中西”的文化意识，尽管其中的一些人物以回归或延续儒学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外来观念的影响，他们之被称为“新儒学”，缘由之一，也在于这种影响。
三
经典的世界性品格，同时又与其时代性特征联系在一起。如前面所提到的，经典本身构成了文化的重要方面，对经典的诠释则构成了文化沉积、文化再创造的内容。就zhongguo历史中的经典而言，从先秦以后，对以往经典的解释便没有中断过，这样的回顾和诠释，在相当意义上构成了秦汉以后文化延续和生成的重要方面。这里可以一提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一方面，该书表现为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历史经典的解释，而在经典的这一解释过程中，解释经典的文献，即《四书章句集注》，本身也获得了经典的意义，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新的经典。在此，解释经典成为经典再创造的方式。作为新的经典，《四书章句集注》对尔后zhongguo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地看，zhongguo文化本身并不是既定或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生成性和开放性，其内容乃是不断地在历史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而经典的诠释与新经典的生成，则构成了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
zhongguo文化今天依然面临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经典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个体层面来说，经典具有人格塑造的意义，所谓通过经典阅读提高人文素养，便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经典对人格的塑造作用。一方面，经典不仅为我们敞开了世界的图景，而且也赋予我们以进一步把握、理解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经典又不断引导我们形成合理的价值观念，由此进一步形成健全的人格取向。关注人文教育与经典的联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文教育并不仅仅在于简单地增加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的知识，其意义更在于经受智慧的洗礼。这种洗礼既促使人在更广的视野中认识世界和人自身，也引导人基于更为深沉的价值意识去追求和创造真、善、美的世界，由此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经典构成了zhongguo文化进一步发展、延续的思想前提。任何时代的文化发展都不可能从无开始，而是需要以已往的发展成果作为出发点。蕴含于经典之中的思想内容，便构成了我们今天生成zhongguo文化新形态的重要思想资源。经典从过去延续、传承到现在，很多已逾千年历史，但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人来说，它们却依然在不断展示其思想的魅力。作为历史智慧的沉淀和结晶，经典也构成了现时代文化发展与思想创作的背景和前提。经典之所以不断吸引我们加以回顾，其内在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为每个时代新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智慧之源。
从文化建构的层面解读经典，具体涉及学与思的关系。孔子很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里涉及的便是学和思的关系。所谓“学”，更多地表现为对已有认识成果的接受和掌握。相对于此，“思”更多地与创造性的探索相联系。在此意义上，学和思的统一，表现为接受、掌握已有文化成果与创造性探索的结合。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以往思想家们的思想和智慧，也需要在新的背景下展开创造性的思考。走向经典，既不同于无思考地被动接受，也有别于离开文本的悬思。如何将“学”和“思”结合起来，是回到经典的过程中需要时时关注的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现代社会正在走向技术化、信息化。从日常生活到不同领域的社会实践，人们几乎处处面对技术及其多样产物，需要不断和各种技术及产品打交道，并受到这些技术及其产物的多方面制约。就信息之域而言，对于各种数据、信息的关注，已逐渐成为日常生活和各类工作中的重要方面。技术的影响，往往容易产生对技术的依赖性，而信息的不断膨胀，又可能使人淹没在海量的数据中。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来看，信息的这种不断膨胀，常常使这种解读走向实用化、碎片化。人们曾经赞美“手不释卷”的苦读，然而，现代人似乎更多地表现为“手不释机”(计算机、手机)，其日常所知也主要不是来自书卷，而是源于各类电子信息，人自身则往往为这些数据所左右。
基于大数据，由某一关键词引出相关的信息，逐渐成为人们解决各类问题的日常习惯。在学术研究的领域，这样的习惯延续之后，容易使人成为按图索骥、寻章摘句的文化工匠，而不再是ziyou的思想者。概而言之，现代社会往往面对如下的历史张力:一方面，新的历史时代不断呼唤各种真正具有智慧的创造者，这种创造者不仅需要拥有某一或某些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且应当具有深层智慧；另一方面，技术化、信息化的膨胀发展，又常常使人追求各种实用性的知识和信息。网络、手机的阅读方式，则进而使人习惯于实用化、碎片化的阅读，这种实用化、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往往压倒了智慧之思。
化解以上张力的途径之一，是重新关注经典。前面已提到，经典本身包含某种规范性，其中蕴含的观念具有引导性的意义，这种引导作用既体现于日常生活以及前文所说的成就人格，也体现于引导人不断回应时代的问题。在技术化、信息化的背景下，经典可以让人们知道，在外在的纷繁现象之后，还有着更为深层、更为丰富的存在，同时，它也可以引导人们逐渐摆脱信息、技术的支配，真正成为信息和技术的主人。这一过程既以走向经典为形式，也以回归智慧为实质的指向。
作者简介丨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zhongguo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中西哲学比较。
原文载丨《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