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为什么画史中会有风格的变化？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固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但石守谦选择了一个比较倾向于文化社会史的切入点，对风格之变提出了一些说明。也就是在这个主题（画
为什么画史中会有风格的变化？
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固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但石守谦选择了一个比较倾向于文化社会史的切入点，对风格之变提出了一些说明。也就是在这个主题（画史中风格之变与其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下，石守谦集结了十篇论文，形成《风格与世变：zhongguo绘画十论》一书。
《风格与世变》是石守谦自1984年踏入研究生涯后第一个阶段的成果，从第一篇论文到台湾初版，经历了十二个年头；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一版，再经历了十二个年头；到今天的第二版，又经历了十个年头。
《风格与世变：zhongguo绘画十论》
在这三十多年里，许多人与事都经历了可观的变迁，但石守谦个人的学术兴趣大体维持未变，一直在设法以自己认为最适当的方式去说明zhongguo古代绘画的历史发展。《风格与世变》记录着那十二年中石守谦个人在面对这个课题的一段心路历程。在这个记录里，有他对某些画史段落的认知，也有一些个人对文化与历史的感触。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然对当下的美术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正如石守谦在“简体字版序”中最后写道：“21世纪的美术史研究，显示出一种几近轻视风格研究的趋势。我个人无意对此现象表示任何批评，然而，对作品的观察与说明，仍应是美术史研究中的核心工作，而由作品上所见的风格之变以及对其所以变的讨论，也依然值得历史工作者的关心。对我而言，美术史无论如何还是作品的历史。”
《风格与世变：zhongguo绘画十论》“序”
这本《风格与世变》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是我近十年来研究zhongguo绘画史的部分心得。这些心得先后都曾在一些学术会议以及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趁着这次汇集成书的机会，做了一些小幅度的修正，一方面算是对自己作一个阶段性的整理，另一方面也希望以一个较正式而全面的方式，向有兴趣于zhongguo绘画史的读者提出来，看看其中的观点是否有些参考价值。
唐韩幹《牧马图》
书中所收十篇文章，虽然各有不同的问题焦点，资料涵盖的时间也有先有后，但基本上都是环绕着绘画风格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作的讨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想说明在绘画史上许多重要风格的兴衰，常常与其文化环境的某些变化，产生互为因果的互动现象。这也就是说，光是以风格内在发展的某种轨迹，根本无法完全说明它在历史上兴衰的变化，许多看起来“外在”的因素，例如某些画家的zhengzhi经历、相关赞助群的特殊品味以及绘画在社会中被使用的状况等，都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产生更为关键的变化作用。我并不否认画家的天才在历史上的存在意义，但是，在一个时代中之所以会有以某种风格为主流的现象，却非天才之有无可单独决定。它毋宁应说是一种竞争的结果，而此竞争则不只是个人间的角力，群体的运作争胜却在许多例子中举足轻重。
以往zhongguo绘画史的研究，大致上偏向于风格史的探讨。对于这个研究取向的有效性，其实我毫不怀疑。但是，风格史的研究利于描述分析个别风格的发展历程之本身，却不善于解释风格间角力的文化现象。而从事绘画史的研究工作，却无法不关心后者的问题。然而，这个工作又应如何进行？过去许多研究者也曾认真地探讨过与艺术发展有关的zhengzhi、社会、经济等因素，但似乎总是流于“背景”式的说明，并不能充分地描述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我看来，如果要想理解文化环境变化和艺术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必须立足于风格研究之上。只有当我们清晰地描述风格变化的具体内容之后，才有可能由之思索它在文化脉络中的实质意义，并以之与历史上其他类似而实质不同的现象区别开来，从而得出妥适的历史解释。这便是本书之书名特别将“风格”二字标出，以与“世变”并列的基本考虑。
明文徵明《千岩竞秀图》
本书虽以“风格”与“世变”并举，但由于撰写时间以及探讨问题本身性质的不同，文章之间在二者的比重上还有一些相异的调配。例如“盛唐白画”一文，便由于以往学界对此时期风格之是否受到来自西方的关键性影响颇有争议，在此“风格”之变的描述分析上着墨较多，而对于其因佛教发展而生的文化环境之变动，则只作了提要式的处理。至于书中与文徵明有关的三篇文章，情形则相反。我在此并未详细地讨论文徵明及其流派本身在风格发展上的步步历程，盖因这些讨论大致上已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他们之间的共识也很强，可以不必多谈。倒是在相关的“世变”部分，由于过去的研究疏于注意，因此在文章中便较积极地处理“世变”的状况，以期建立其与风格变化发展之间的关联。
明戴进《三顾茅庐图》
局部
由于这个特定角度的关系，我自己对zhongguo绘画史的理解，这些年来也与传统而“正宗”的观点有了相当的差异。本书所收文章中讨论的浙派绘画、李郭派山水画、鉴诫画等资料，在传统的画史观念中，皆是“不入雅玩”的作品，不值得费心研究。不过，现在由我的角度来看，它们却另有一种不同而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此而来的结果，对zhongguo绘画史的新理解是否能产生一些有益的作用？希望由读者共同予以评判。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感谢蔡祝青、薛宏甫、彭纹娟诸位在本书资料整理上的协助。允晨主编李怡慧小姐的统筹工作，也是本书得以出版的关键因素。
石守谦
1995.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