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民国期间，最活跃的外来文物盗贼是日本人。而在他们活跃的幕后，也有着众多的中国文物贩子作为帮凶。日本是长期觊觎中国优秀文化资源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对中国进行文化掠夺的国家之一。早在18
在民国期间，最活跃的外来文物盗贼是日本人。而在他们活跃的幕后，也有着众多的zhongguo文物贩子作为帮凶。
日本是长期觊觎zhongguo优秀文化资源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对zhongguo进行文化掠夺的国家之一。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便根据顾问九鬼隆一的《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颁布了《敌产管理法》，要求对被占领国图书文物的“搜集”。
九鬼隆一
民国期间，日本人在zhongguo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其侵华的动机之一，就是掠夺zhongguo财富，大量的zhongguo文物被抢到了日本，至今，日本乃是zhongguo文物最大的流散地、收藏国，其国内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无不藏有zhongguo宝物，如果没有几件像样的zhongguo古玩“镇馆”，那就不是博物馆。
由于有了这项“侵略国策”，日本军人在zhongguo境内是无恶不作，有的甚至把zhongguo文物当战利品送给日本皇室。旅顺口东面黄金山下的唐代崔诉凿井题名碑刻，这是原存于东北地区的惟一唐碑。在20世纪初，侵占旅顺的日本海军司令富冈定恭便将之盗走了，并作为占领旅顺口的纪念礼物掠运回日本，献给了天皇。此物现存放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皇宫建安府前院的石亭内，碑亭正面的石桁上还刻着“唐碑亭”三字楷体亭名。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各部专门配备了“文物搜集员”，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每占领一地，“文物搜集员”便对当地文物古籍进行全面搜刮。日本人在zhongguo境内大肆盗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疯狂进行的。
为此，日本派遣各种“考察团”，分赴各地区对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除了军方以外，日本还成立了一些劫掠zhongguo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如“满铁调查部”、“zhongguo中部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及设在日本东京的“zhengzhi经济研究所”等等。还有一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如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日本东亚文化协会等等，专门在华从事文物掠夺和破坏的所谓“研究”。
从清末开始，日本人就有计划在zhongguo境内进行盗掘活动，成批有双征身份的日本考古专家、历史学者进入zhongguo，在学术研究的旗号下，对zhongguo境内，特别是东北境内的古墓古遗址进行盗掘。其中有两个时间节点尤其值得注意：即1931年和1937年。前者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此后zhongguo东北地区成了日本盗墓贼的乐园；后者暴发了“卢沟桥事件”、国都南京沦陷，此后，包括台湾在内的zhongguo所有被占领区都能见到日籍盗墓贼的身影，zhongguo成是日本盗墓贼的天堂。
图为大谷探险队带着zhongguo文物离开西域
他们在行盗时，手段和名义很多：或以“探险”为名，如大谷zhongguo探险队；或以“学术考察”为名，如鸟居龙藏在zhongguo境内的活动；或以中日“联合考察”为名，1927年滨田耕作等人在zhongguo旅大地区的盗掘活动；或以“旅行”为名，如由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带队分别带领的三个日本“学术旅行队”，在江浙地区的盗掘活动……
其中更多的直接以“考古”的名义，在zhongguo境内进行公开盗掘活动。如1935年，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禾、竹岛卓一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调查”辽庆陵；1938年，“奉天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三宅悦宗、斋藤武一带领“考古队”，盗掘抚顺辽金时代土城遗址；由帝国东京大学等高等学术机构，以东亚考古学会名义派出的各种“考古队”在zhongguo境内的盗掘。
1930年10月鸟居龙藏在辽庆陵
如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拿zhongguo活人作du菌试验、进行活体解剖一样，日本人也把zhongguo的古墓古迹当作他们的考古实验对象和教学实习基地。他们在zhongguo的盗掘活动，成就了一批日本考古专家：浜田耕作、原田淑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关野贞、竹岛卓一、池内宏、田村实造、小林行雄、鸟山喜一、三上次男、驹进和爱、黑田源次、鸟村孝三郎、斋藤武一、田中尧雄……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在zhongguo境内盗掘的经历。
鸟居龙藏
日本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盗，想怎么挖就怎么挖；能盗多少就盗多少，连墓中随葬的果子、点心都要盗走，是国际大丑闻。有日本学者后来公开辨称，他们在华行为是科学的考古活动。试想，如果zhongguo学者到日本，你们能允许他们这么“随便挖”么。
1972年，新疆考古专家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编号为72TAM225的墓葬发现了一幅绢绘伏羲女娲精美画卷，但不完整，只有下半部。上半部哪去了？后来才知道，上半部收藏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内呢。原来，当年日本人在西域盗掘时，匆忙中割走了有人物头像的上半部。
这样的例子很多。位于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此古墓群在zhongguo考古界有“地下博物馆”之美誉，1988年被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有不少墓橘瑞超、野村荣三郎和吉川小一批日本人盗过，后来共和国的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仍发现了大量的重要文物。如果是日本人当年是科学考古，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事情的。
参照《zhongguo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公开资料
对1900－1945年间日本人在zhongguo境内的
主要盗取或涉嫌盗取的活动统计如下
1902年，大谷中亚考察队开始在新疆活动，这次主要调查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盗取了一部分壁画。
资料图
1906年，大谷中亚考察队派遣橘瑞超等到zhongguo西北地区活动，开始在天山南北和吐鲁番“调查”，盗取zhongguo文物。
1906－1908年，东京帝国大学关野贞在河南巩县和洛阳地区活动，调查龙门石窟，陕西汉唐陵墓，以及山东的汉画像石，通过文物贩子购买画像石。
1908年这个时候，虽然山东已经设立“宪政调查局”来调查古物，当地县令也曾下令不准关野贞把这些文物带回国，但晚清政府并没有力量阻止关野贞把这些资料从胶州湾装船运走。
1920年关野贞跟伊东忠太再次来到山东，曾在济南的图书馆看到展出的武梁祠画像石，旁有一段说明：“光绪三十四年，先后为日本人所购，运过济南，余以此石为吾国古物出[此处原文有阙]贰购留之，而薄惩出售之人云云”，他觉得颇为汗颜，并且表示应当深思。见伊东忠太《山东见学旅行记》[收入《伊东忠太建筑文献》第五卷《见学纪行》，龙吟社，1936年]，366页
1909年，橘瑞超在楼兰遗址附近发现的一个城址上，窃取“李柏文书”。
资料图
1918年关野贞到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活动,“调查”当地古代建筑、陵墓和佛教艺术，通过文物贩子获取zhongguo文物。
1922年，常盘大定在河北邯郸一带活动，“调查”附近始凿于北齐年间的响堂寺南北石窟。这两个人之后均出版过多本画册，里面展示了天龙山石窟、龙门石窟、响堂山石窟等精美的石刻。也间接成为这些石窟遭遇后来的不断盗窃的发端。很多国外买家与zhongguo文物贩子大肆勾结，盗取文物。使我们现在再去看这些地方时，已经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
资料图
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约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在东京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以联合考察名义，盗掘旅大地区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后zhongguo学者陆续退出。
1928年10月，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原田淑人主持盗掘了旅大地区牧羊城遗址，同时“调查”了牧羊城周边的古墓。1931年原田淑人与参加这一“调查”的学生驹井和爱，还合撰了《牧羊城》一书。同年5月，在临淄县，盗得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
1931－1934年，由原田淑人带队，池内宏、鸟山喜一、驹井和、三上次男等人负责，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寺庙殿堂址1处、门址2处、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2处亭榭址、1处殿址及外城墙垣。还对渤海国大型石室墓“三陵墓”进行了简单的清理和盗掘，盗走了一批zhongguo文物。后原田淑人后与学生驹井和爱合撰《东京城》一书，于1939年作为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五册出版。
资料图
1933年，日本人盗掘了顾乡屯地点，并“调查”了辽代帝陵，为日后盗掘作准备。
1933年，牟田哲二把在赤峰红山一带盗出的陶器、石器和青铜器，包括一些掠夺来的文物，先后赠给日本帝国大学的上治寅次郎、东亚考古学会。同年秋天，以德永垂康为首的“满蒙调查团”进入赤峰，在红山周围挖掘了几座石棺墓，将所有的文物标本悉数盗走，运回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盗取zhongguo文物。
1934年，关野贞、竹岛卓一等盗掘辽上京遗址、辽中京遗址、庆州府遗址、永庆陵，盗获了包括永庆陵壁画在内的一批zhongguo文物。
关野贞
1935年，三上次男在内蒙古赤峰和北京金代土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盗获了一批zhongguo古陶瓷标本。
同年，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竹岛卓一，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再次“调查”辽庆陵，后写出了《林东古迹踏查记》一书。
同年夏初，滨田耕作率领东亚考古队对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长达21天的发掘。其中被掘居住遗址2处，墓葬31处，盗走一批zhongguo文物。1838年整理出版了《赤峰红山后》一书。
1935－1936年，滨田耕作、池内宏在zhongguo东北集安盗掘通沟高句丽壁画墓，盗走一批zhongguo文物。
1936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到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和龙门石窟一带活动，盗取zhongguo文物。
滨田耕作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金上京遗址(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盗走出土zhongguo文物。鸟山喜一之前已曾在金上京遗址盗掘过。
同年，园田一龟对黑龙江阿城县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进行大规模的挖掘。
同年，江上波夫、赤崛英三等人对内蒙古中部和东部的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察”，盗走了大量zhongguo文物偷送回日本，并合作出版了《内蒙古高原横断记》一书。
1937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从本年起至1944年，曾8次前往日军侵占的山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调查”和实测，盗掘第9、10、19、20等窟，以及冈上的北魏佛寺遗址和阳高汉墓等。
同年，原田淑人带学生驹进和爱，先在平壤乐浪土城“调查”；7月到达元上都遗址，进行盗掘活动，盗走一批zhongguo文物。两人合编有《元上都》。
同年11月，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原址周口店一带活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多次进行挖盗。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盗走大批zhongguo辽瓷标本。
1938年，原田淑人到北魏平城遗址一带活动。
同年，“奉天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三宅悦宗、斋藤武一带领“考古队”，盗掘了抚顺辽金时代土城遗址，持续到1939年。
同年5月，三个日本“学术旅行队”分别由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带队，从东京出发，到江浙一带活动，开始盗抢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西湖博物馆，盗掘南京六朝墓地、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盗获的zhongguo文物共计129件。
1939年，东亚考古学会组成由田村实造、小林行雄为领队，钓田正哉、斋藤菊太郎为助理的“辽庆陵考古队”，全面盗掘了辽代帝王陵，时间长达3个月；从辽太祖阿保机陵内盗走阿保机夫妇玉册残简等一批珍贵zhongguo文物。
资料图
同年，斋藤武一、田中尧雄等在抚顺大官屯窑址、辽阳土城、塔湾及八面城等遗址盗掘，掘获大批zhongguo文物。
同年夏，鸟村孝三郎在山西大同方山进行“考古调查”，盗获了一批zhongguo古陶瓷标本。
1940年，日本人对占领区的zhongguo文物开始全面盗劫。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议会，在zhongguo华北地区频频活动，由原田淑人主持，盗掘邯郸赵王城和北魏平城遗址。
同年，时任吉林高等师道学校助教山本守等人，在喀喇沁旗和宁城县对当地辽墓进行“调查”和盗掘，搜集了一批辽三彩。
1941年，和田清、岛田好等“调查”吉林乌拉街、辉发、哈达各地有关清太祖的遗迹。原田淑人领导的“考古发掘队”，在辽阳先后共盗掘砖室和石室墓l8座(未含零星盗掘数)，其中有南林子和北园村的壁画大墓2座，壁画被彻底破坏。
同年，受聘于满蒙“古迹保存协会”的三宅俊成，在赤峰林东一带“调查”辽代遗迹，搜集了一批辽代文物，事后出版《林东辽代古迹调查记》一书。
同年，关野雄盗掘临淄齐国故城和滕薛二国故城遗址等。
同年，日本人又在周口店和殷墟等在活动，进行盗掘。
同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这事儿与日本人有直接关系。
资料图
1942年，原田淑人盗掘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持续到1943年。
同年春，日本驻军盗掘吉林珲春八连城遗址；
同年7月，东京大学教授鸟山喜一、驹井和爱等人大规模盗掘今吉林省珲春市境内八连城遗址、儿玉重雄盗掘了赤峰境内的英金河南岸的蜘蛛山遗址，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瓦当。
同年八月下旬，长谷部言人、高井冬二复来平组织“周口店调查所”，继续盗掘“北京人头盖骨”遗址，并强迫裴文中参加。
同年11月，在南京城南盗掘出土了玄奘灵骨。
1943年，鸟山喜一在吉林和龙县西古城一带活动，进行盗掘。
同年，儿玉重雄、用中共雄等人在猴头沟缸瓦窑“考察”，并搜集了一批辽瓷标本。
同年，原田淑人在赤峰林东“考察”辽祖州城，5月份，日本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岛田正郎，率领“祖州考察团”在辽祖州盗掘了41天，所有发掘品悉数偷运回了日本国，并于1955年出版《祖州城》一书。
1944年，日本古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等人，先后盗掘了赤峰缸瓦窑、林东日音高勒窑、辽上京内瓷窑，将全部发掘品偷运回日本。
…………
以上统计并不全面，事实上比这更多。但从所列事件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日本人在zhongguo的盗墓活动到了疯狂的地步，比其它外国列强造成的破坏要严重很多，活动次数亦最多，像孙殿英这样的zhongguo本土盗墓大贼也不敢明目张胆盗墓，而日本盗贼肆无忌惮，近乎疯狂。
有日本学者辨称，上述日本人在zhongguo的“考古”活动，对推动zhongguo文化研究，特别是东北亚的学术研究是有贡献的，有的研究成果还是惟一的，zhongguo人也没有研究出来。这观点荒唐至极。关野贞早就拍过佛光寺东大殿，但是也根本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年代的，竟然得出“zhongguo无唐代木构”的错误结论，最终还是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冒着战火威胁前往调研得出结论。
近来有zhongguo学者研究认为，日本人民国时期在zhongguo境内疯狂盗掘文物资源，特别是热衷于辽文化、高句丽文化的研究，其是另有目的和野心，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分裂zhongguo，证明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就不只有一个不隶属于中原王朝的政权的存在，为他们出兵霸占东北和满蒙独立论，寻找历史依据——日本人进行文物盗窃背后的用心，昭然若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