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纪念洛夫：命运很多时候就是一念之差。
【编者按】
台湾当代诗人洛夫于2018年3月19日凌晨去世，享寿91岁。2009年，《东方早报》刊发了对这位“诗魔”进行了专访。现将全文重新刊载，以表纪念。
诗人洛夫。高剑平澎湃资料
台湾著名诗人洛夫这个月很忙，从温哥华来到大陆旅行的这些天，一路走访北京、长沙、西安、上海等几个城市。在老家湖南，他还捐献手稿并参加“湖南洛夫文学馆”奠基仪式，洛夫有点得意，“zhongguo文学史上，似乎只有我和冰心在生前就有了文学馆。”冰心又恰是洛夫少年时的偶像。在上海，他在上海作协为诗歌爱好者做了一场《汉诗的美学》的专题演讲，眼前的洛夫在半个世纪前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三人合称“诗坛铁三角”，洛夫历任总编辑数十年，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他个人更以实验、魔幻性著称于台湾诗坛。“那个时候反传统，就觉得西方的就是好的”，“从1980年代开始我们这些台湾诗人重新开始审视zhongguo传统，但传统是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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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陆只为闯天下，命运很多时候就是一念之差”
问：您1949年以学生的身份离开大陆，一别就是40年，很像龙应台写到的那些南迁后到台湾的学生。当初为什么会离开大陆呢？
洛夫：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有些人是因为在军中，不得已跟着国民dang到了台湾，而我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到了台湾再从军，应该说我离开大陆没有个人zhengzhi原因。那个时候，有一批年轻人想去外面闯一闯，我也是抱着一种闯天下的念头离开父母和大陆的。另外，我从小读冰心的《寄小读者》，冰心的父亲是海军舰长，她就随父亲在外面游荡，这种生活激起了我的好奇和到外面闯天下的念头。
问：这么一离开就是40年，直到1988年您才回到衡阳老家，两岸分隔那么久应该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
洛夫：是的，虽然离开家乡的时候，也通知了家里人，但那个时候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么一别就会离开大陆那么久。那个时候想，过几年就能回去的，没想到这么一拖就是40多年。离开大陆去往台湾之后，几十年跟家里完全隔绝。
问：1983年您母亲去世，您也无法回家，为此您把当时的心境写在了一首诗《血的再版》里。
洛夫：母亲去世之后，因为当时两岸还没有正常交往，我都无法回去奔丧。生前没有服侍，身后也不能奔丧，这对zhongguo人来说是非常痛苦悲哀的。这首诗不是那种充满激烈痛苦哀伤符号的诗，而是很沉静地悲痛。我在写诗的时候和诗里表达的内容就是，“我不要哭，我不要哭。”
1988年，两岸关系缓和之后，我第一次回到家乡见到了我的兄弟，他们年纪也大了，在很穷苦的环境里生活了几十年，显得很苍老。那些老同学见面之后也号啕大哭，他们经过一大段很艰苦的岁月。我有一个同学叫肖牧，他当年跟我一起去了台湾，他的哥哥当时在国民dang空军里服役，其实他哥哥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哥哥告诉弟弟，解放军很快就解放台湾了，所以就带着弟弟又回到了大陆，把我一个人丢在了台湾。可是40年后再见的时候，他见到我痛哭流涕，因为他到过台湾，所以在历次zhengzhi运动中都被定为“国民dang特务嫌疑”。我们这代年轻人由于大时代原因，命运很多时候就是一念之差。
问：您有一首诗《边界望乡》，被誉为乡愁诗的代表，据说是您在香港用望远镜远眺内地后所写的。
洛夫：是的。那是1979年，两岸还没有正式来往，只能在香港通过望远镜看对岸的内地，有一种有家无法归的绝望，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到故乡。但也没想到，几年后两岸就正常交往了。他们把我和余光中的乡愁诗歌相提并论，但其实我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他的更口语化，所以读者更多。
问：在您70多岁的时候没有选择叶落归根，反而定居加拿大，后者是否也是一种自我流放呢？
洛夫：我每年只要还能走动，总会从温哥华回到国内看看。我从1996年开始定居加拿大，我那么大年纪定居国外，主要是对台湾有些不喜欢的地方，我的《漂木》就是在温哥华写的，这首长诗是不可能在大陆或者台湾写的。我在温哥华应酬很少，连电话都不接，集中精力写作，这也算是自我流放。我把定居加拿大称为二度流放是自我主动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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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zhi并没有影响我，写诗完全是出于一种艺术自觉”
问：您和同时代的诗人们在当时的台湾深受西方现代zhuyi诗歌思潮的影响，但您在后来的几十年又开始回归到zhongguo传统文化资源中去了，比如《长恨歌》。
洛夫：离开大陆的时候，我行囊中装着冯至和艾青的诗集，他们都受到西方现代zhuyi思潮的影响。大部分当时台湾的年轻诗人都是受到翻译诗的影响，刚开始是全面倾向于西方现代zhuyi诗歌，到了1980年代之后，经过反思和重新评价，zhongguo传统美学思想被重新评估。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满口反传统，所谓反传统就是盲目认为传统的东西是一种阻碍。在西方的现代zhuyi里“流浪”许久以后，我们还是觉得要回到zhongguo泥土中去。回到zhongguo来，最重要的是寻找zhongguo固有的文学、美学艺术，所以从1980年代开始我们这些台湾诗人重新开始审视zhongguo传统，不过传统是回不去了。
这些年，我主要是把西方特别是西方超现实zhuyi美学思想和zhongguo传统美学思想作有机融合，但也不是机械对接，比如《长恨歌》《与李贺共饮》等，看上去是传统的素材，但表现手法其实是很具实验性的。
问：其实在1970年代以前，台湾文学最大的成就是在诗歌方面。许多台湾文学批评家说，那是因为诗歌可以更加隐晦地表达对zhengzhi和现实的不满，您怎么看？
洛夫：在1949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现代诗的成就确实非常高，但也不一定是zhengzhi原因。就我个人经验而言，zhengzhi并没有影响我，写诗完全是出于一种艺术自觉。比如反映金门炮战的《石室之死亡》，里面表达了浓厚的反战思想，这个诗集当时在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还是很顺利地出版了。在所谓白色恐怖时代，你不要直接骂蒋家，不要直接骂国民dang，不要宣扬大陆和“五四”的一些东西，其他都能被接受。也是在那个年代，白先勇创办了《现代文学》，然后我创办了《创世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台湾新诗的爆发高潮，我觉得主要还是出于对语言的要求。之前诗歌的语言继续了“五四”传统，但我们受过zhongguo古诗的影响，对诗歌是什么，诗歌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心里都有底。突然读了“五四”的新诗，还觉得非常不过瘾，就要寻找新的诗歌表现语言和形式。然后就遇到了西方的现代zhuyi诗歌，大家也一窝蜂地翻译、阅读西方现代zhuyi诗歌。那个时候，人手一本存在zhuyi，人手一本超现实zhuyi，真是如此。
问：1954年您创办的《创世纪》杂志在当时有大量的翻译西方现代诗歌和理论，对台湾新诗的发展影响很大。这本诗刊居然“活”到现在，您也很出乎意料吧？
洛夫：这本诗刊从我创办伊始一直持续至今，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它到今年已经55岁了。这本杂志因为主要介绍西方最新的诗歌理论和作品，对当时的台湾诗歌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办《创世纪》完全只是因为想介绍最新的西方诗歌理论和作品，为了出版杂志，我们到处筹钱，最初我们还进过当铺。
问：那您现在还读台湾和大陆年轻人的诗歌吗，和他们有接触吗？
洛夫：也读一些。台湾的新诗是对“五四”诗歌传统的一个反驳，而大陆朦胧诗之后的新诗是整个思想的解放，他们各自的承担不同。现在的新问题是，我接触的大陆年轻诗人对诗歌很迷茫，处于被打散的状态，缺乏一个主流和领袖。我觉得目前的年轻诗人，很重视现实、口语化、叙事诗体，但是缺乏超越性、缺乏形而上的思维。这是整个华语诗的现状。
【洛夫先生简介】
洛夫（1928年5月11日至2018年3月19日），原名莫运端、莫洛夫，湖南衡阳人，国际著名诗人、世界华语诗坛泰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zhongguo最著名的现代诗人，被诗歌界誉为“诗魔”。聘任北京师范大学、南华大学、华侨大学、衡阳廻雁诗社名誉社长。
1938年举家从乡下迁居衡阳市石鼓区大西门痘姆街，就读国民中心小学。
1943年进入成章中学初中部，以野叟笔名在《力报》副刊发表第一篇散文《秋日的庭院》。
1946年转入岳云中学,开始新诗创作，以处女诗作《秋风》展露才情。
1947年转入含章中学，与同学组成芙兰芝剧社和芙兰芝艺术研究社，自编自演进步节目。
1949年7月去台湾，后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1996年从台湾迁居加拿大温哥华。
2018年3月19日3点21分，洛夫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享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