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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生活网:《王征南墓志铭》解读:兼论两个张三峰(丰)之_松溪-墓志铭-少林-北宋-



核心提示: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是张三峰创内家拳的最早记载。原著见《南雷文案》卷六及《南雷文定》卷八,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校勘收录。学术界对此文多有引用,然其解读不一,分歧较大,关键是对张三峰的认识。有些学者对文字本身尚缺乏详细辨析,特别是考证方法多有偏颇。本人查阅《四库全书》等相关资料,试图深入解读,也涉及学界某些观点。兹按中华书局2009年《黄梨洲文集》第2版,先将原文转录如下:王征南墓志铭 己酉少林以拳勇名天下,

原题:《王征南墓志铭》解读:兼论两个张三峰(丰)之别-路迪民
词频:内家,松溪,记载,北宋,墓志铭,王征,少林,寻访,著作,编造,思南,传人,武术,源流,明史,拳法,考证,拳术,皇帝


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是张三峰创内家拳的最早记载。原著见《南雷文案》卷六及《南雷文定》卷八,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校勘收录。学术界对此文多有引用,然其解读不一,分歧较大,关键是对张三峰的认识。有些学者对文字本身尚缺乏详细辨析,特别是考证方法多有偏颇。本人查阅《四库全书》等相关资料,试图深入解读,也涉及学界某些观点。兹按中华书局2009年《黄梨洲文集》第2版,先将原文转录如下:


王征南墓志铭  己酉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而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


三峰之术,百年之后流传于陕西,而王宗为最著。温州陈州同从王宗受之,以此教其乡人,由是流传于温州,嘉靖间,张松溪为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叶继美近泉为之魅,由是流传于四明。四明得近泉之传者,为吴昆山、周云泉、单思南、陈贞石、孙继槎,皆各有授受。昆山传李天目、徐俗岳;天目传余波仲、吴七郎、陈茂弘;云泉传卢绍岐;贞石传董扶舆、夏枝溪;继槎传柴玄明、姚石门、僧耳、僧尾。而思南之传,则为王征南。


思南从征关白,归老于家,以其术教授。然精微所在,则亦深自秘惜,掩关而理,学子皆不得见。征南从楼上穴板窥之,得梗概。


思南子不肖,思南自伤身后莫之经纪。征南闻之,以银卮数器,奉为美槚之资。思南感其意,始尽以不传者传之。


征南为人机警,得传之后,绝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则不发。


尝夜出侦事,为守兵所获,反接廊柱,数十人轰饮守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缚,探怀中银,望空而掷,数十人方争攫,征南遂逸出。数十人追之,皆踣地,匍匐不能起。行数里,迷道,田间守望者又以为贼也,聚众围之,征南所向,众无不受伤者。


岁暮独行,遇营兵七八人,挽之负重。征南苦辞求免,不听。征南至桥上,弃其负,营兵拔刀拟之,征南手格,而营兵自掷仆地,铿然刀堕。如是者数人,最后取其刀投之井中。营兵索绠出刀,而征南之去远矣。


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晕穴、哑穴,一切如铜人图法。有恶少侮之者,为征南所击,其人数日不溺,踵门谢过,乃得如故。牧童窃学其法,以击伴侣,立死。征南视之曰:“此晕穴也,不久当甦”,已而果然。


征南任侠,尝为人报雠,然激于不平而后为之。有与征南久故者,致金以雠其弟,征南毅然绝之曰:“此以禽兽待我也。”


征南名来咸,姓王氏,征南其字也。自奉化来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陈氏。世居城东之车桥,至征南而徒同岙。


少时,隶卢海道若腾,海道较艺给粮,征南尝兼数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补临山把总。


钱忠介公建口,以中军统营事,屡立战功,授都督佥事、副总兵官。事败,犹与华兵部勾致岛人,药书往复。兵部受祸,雠首未悬,征南终身菜食,以明此志,识者哀之。


征南罢事家居,慕其才艺者,以为贪必易致。营将皆通殷勤,而征南漠然不顾。锄地担粪,若不知己之所长,有易于求食者在也。


一日过其故人,故人与营将同居,方延松江教师讲习武艺。教师踞坐弹三弦,视征南麻巾温抱若无有。故人为言征南善拳法,教师斜眄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谢不敏,教师轩衣张眉曰:“亦可小试之乎?”征南固谢不敏。教师以其畏己也,强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应,教师被跌,请复之,再跌,而流血破面。教师乃下拜,贽以二缣。


征南未尝读书,然与士大夫谈论,则蕴藉可喜,了不见其为粗人也。予尝与之入天童,僧山焰有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征南,则蹶然负痛。征南曰:“今人以内家无可眩曜,于是以外家搀入之,此学行当衰矣!”因许叙其源流。


忽忽九载,征南以哭子死。高辰四状其行,求予志之。生于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于某年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三。娶孙氏,子二人。梦得,前一月殇;次祖德。以某月某日葬于同番之阳。铭曰:


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终不鬻技,其志可悲。水浅山老,孤坟孰保?视此铭章,庶几有考。


注:与内家拳有关的文献,还有明沈一贯的《搏者张松溪传》,清黄百家的《内家拳法》,清曹秉仁的《宁波府志•张松溪传》。沈一贯和曹秉仁都对张松溪介绍甚详,并言其师承“孙十三老”。原文从略。


墓志铭提到的三个重要人物


在墓志铭中,提到三个与王征南关系特别密切的人物,即黄宗羲、卢若腾和钱肃乐。黄宗羲是王征南的生前好友。卢若腾和钱肃乐是王征南的军旅上司。


黄宗羲(1610~1695),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浙江余姚人。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为梨洲先生。父尊素为东林名士,被魏忠贤杀害。崇祯帝即位,惩治阉党,宗羲为父鸣冤,亲手锥击了几个仇人。后来阉党势力复起,他领导东林后裔继续斗争,几遭残杀。清兵南下,他招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武装抵抗。明亡后,多次拒绝清廷征召,隐居著述。学问极博,考证严谨,成果宏富,尤以史学名著朝野。著《明史案》344卷(今佚)。弟子万斯同手定《明史稿》500卷,清室的明史馆总裁亦向黄宗羲“屡次致书商榷”。


黄宗羲在成立“世忠营”抗清时,鲁王朱以海在浙江余姚、会稽、鄞县等地抗清义军及故明官吏扶持下,在绍兴建立南明政权。鲁王任命黄宗羲为左副都御史。


卢若腾,字牧洲,福建同安县(今属厦门市同安区)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兵部主事。《福建通志》、《闽中理学渊源考》等书记载,他曾弹劾兵部尚书杨嗣昌,未果。时论壮之,后归隐海滨,励节以终。《浙江通志》又记载他“授宁波海道僉事,剔奸弊,抑势豪,风裁凜凜”,平息胡乘龙盜乱,“閭井晏然,郡民赖之”。说明他任“兵部主事”之后曾在宁波担任“海道佥事”,故而黄宗羲称其为“卢海道若腾”。“海道”这个职务,可能是治安平乱的武职。归隐后,研究学术诗文,同安县丘钓矶的诗集有“明季遗老卢牧洲若腾为之订正”的记载。


钱肃乐(1606~1648),就是墓志铭中所说的“钱忠介公”。南明大臣,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郊)人,字希声。崇祯进士,曾任刑部员外郎。明亡后在宁波起兵反清,被鲁王任命为右副都御史。浙闽失守,他漂泊海岛,拥鲁王继续抗清,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后因“忧愤呕血,闻连江陷,以头触床死”,谥以“忠介”。黄宗羲著有《钱忠介公传》。


王征南其人


王征南(1617~1669),名来咸,字征南。祖籍奉化,早年迁鄞县城东。不言而喻,王征南是内家拳的重要传人,师承单思南。然而在墓志铭中,黄宗羲以少量的文字,介绍了他的军旅经历和民族气节。少时,他投奔卢若腾。卢若腾“较艺给粮”,就是按武艺高低决定其职务和待遇。王征南“尝兼数人”、“七矢破的”,被任命为“临山把总”。其后,他又在钱肃乐的反清军营中“履立战功,授都督佥事,副总兵官”。事败后依然与岛人秘密联系,并因“仇首未悬”而“终身菜食”。长子早殇一个月后,他也“以哭子死”。


王征南的生卒年月,黄宗羲写得很明确:“生于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于某年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三。”丁巳,即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己酉,即清康熙八年(1669年)。墓志铭标题下有“己酉”二字,说明黄宗羲写于1669年。


王征南比黄宗羲小七岁,比钱肃乐小11岁,应该说同为“反清战友”。王征南与黄宗羲的关系更加特殊,他的儿子黄百家还是王征南的武学弟子。墓志铭记载“予尝与之入天童”(鄞县东有“天童寺”),征南与天童寺一个“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的僧山焰比武,僧“稍近征南,则蹶然负痛”。说明黄宗羲不但与王征南经常接触,而且亲眼看到他的武功绝技。


墓志铭写道:“征南曰:‘今人以内家无可眩曜,于是以外家搀入之,此学行当衰矣!’因许叙其源流。”这又说明,内家拳的源流、特点,都是王征南亲自给黄宗羲叙述的。所谓“高辰四状其行,求予志之。”只是高辰四“请求”而已,并非高辰四“口述”。高辰四是谁?黄宗羲文集有《高旦中墓志铭》和《玄若高公墓志铭》,高旦中和高玄若都是高辰四的哥哥。前者为当地名医,曾向黄宗羲学文;后者曾任陕西巡抚右副都御史。可见高辰四是当地的一个望族绅士,他求黄宗羲为王征南写墓志铭,只是“状其行”而给予关照的表现。康戈武先生说:“尊张三峰为内家拳始祖,是张松溪、高辰四等内家传人的‘自言’。因此,很难相信,所记关于张三丰的传说是事实。”高辰四竟是内家传人!说明连基本文字也没有搞清楚。


“内家拳”的内涵与外延


在逻辑学中,“内涵”,即某种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特有属性;“外延”,即概念所指的具有这种特有属性的一切事物。那么,“内家拳”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呢?黄宗羲写得很清楚:“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而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显然,“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就是内家拳的“内涵”。与此对应的“外家拳”,其内涵是“主于搏人,人亦得而乘之”。


有些学者不承认内外家之分。诚然,从中华武术的整体性论述,只要达到阴阳虚实刚柔开合的完美运用,必然是内外的结合,但从实际的练功途径和运用特点来看,确有“主于搏人”与“以静制动”之别,犹如诸子百家有贵刚贵柔之别,治国理念有王道霸道之分。笔者以为,以刚猛直快为特点的“主于搏人”的练法,见效较快,也能达到相当之威力,但毕竟以常规的力量速度为主要依托,往往疏于知人,“人亦得而乘之”。以静制动、随屈就伸、以柔克刚的练法,才是知己知彼,达到“犯者应手即仆”的正确途径,然其要领复杂,难于得到真谛,见效也慢,故而易于“以外家搀入之”,使“此学行当衰矣”。学过高等数学的人都知道,直线只是两点连接,用加减乘除就能运算;曲线则是无数微小直线的衔接,需要用微积分计算。“主于搏人”就相当于初等数学的四则运算;“以静制动”则是高等数学的微积分。前者只有一个方向;后者则是根据敌情而随机变化。故而黄百家断言“得其一二者,已足胜少林”。这不是“老王卖瓜”,因为王征南实现了,后来杨禄禅、杨班侯也实现了。但是一般人难于达到这种境界,使人误以为“内家无可眩曜”。


黄宗羲所说的内家外家,是根据内涵对于中华武术的“大的区分”。“故别少林为外家”——中华武术就这内外两家,犹如将生物分为动物和植物。无论内家外家,又有其“外延”:凡以“主于搏人”为特征的拳种,都属于外家拳;凡是“以静制动”为特征的拳种,都属于内家拳,并非王征南所传的拳才是内家拳。太极拳就是以静制动的典型拳种,应该属于内家拳。形意拳、八卦掌的传人也称其为内家拳。逻辑学中,把大的分类称为“属概念”,“属概念”之下的分类称为“种概念”。内外家是“属概念”,黄宗羲只说王征南所练的拳“属于”内家拳,是否还有更具体的名称,不得而知。我们姑且仍然称其为“内家拳”,但要把它作为“种概念”,与太极拳、八卦掌并列为内家拳体系中的一个“拳种”。


唐豪在《少林武当考》中说,“能以技致用者,方是内家。习技而不能致用者,便是外家”。这与王征南所说的内外家风马牛不相及。作为一种观点,也是画蛇添足,词不达意。


这里强调一下,笔者上述看法,只是从练功途径和运用特点分析,认为确有内外之分,并非贬低外家拳。外家拳之高深者,亦可达到内外结合、出神入化、“犯者应手即仆”之境界。这种境界,一般人也很难达到。内外两家的高深境界,可谓之殊途同归。


内家拳的起源与发展


不少学者认为,中华武术由《王征南墓志铭》开启了内外家之分的先河。从文献记载的角度,可以这样说。但是内家拳的出现,黄宗羲写得很清楚:“盖起于宋之张三峰”。黄百家也说:“张三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说明从张三峰开始,中国武术进入了内外两家明确划分的时代,黄百家对这种分离的机理也作了概括。


有人觉得“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的说法不合理。笔者以为,这个描写非常重要,也非常实际,符合武术的发展规律。在高深的外家拳术中可以孕育出内家拳术,内家拳术也必然是从成熟的外家拳术升华或分化而成。犹如在初等数学的基础上进入高等数学。在张三峰之前,虽无内外家之分,但内家拳的原理、练法,已经孕育在高深武技之中。我们可以从大量早期文献中窥测内家拳发源之端倪。


首先,从理论上,老子的《道德经》,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经典。“致虚极,守静笃”,“牝恒以静胜牡”,“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都符合内家拳的原理。太极拳就是道德经在武学上的活样板。在古代战争中,围魏救赵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庄子•说剑》篇有云:“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更具体地论述了内家拳术“后发先至”的原则。所有这些,从指导思想上都会对内家拳的发源产生影响。


《吴越春秋》记载了越女论剑的故事。越女对越王说:“妾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窃好击之道,诵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内实精神,外示安逸。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引文略有删节)。这里的“内实精神,外示安逸。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与太极拳论的“内固精神,外示安逸”、“静如山岳,动若江河”如出一辙。简直就是古传太极剑。


更有意思的是,越女说她“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这和张三峰“夜梦玄帝授之拳法”有点类似。越女说,“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又和《道德经》中的“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甚为契合。这些类似的说法,一是道出了内家拳产生的“顿悟”机理,二是道出了高级技艺的“易简深奥”特征。佛教有“顿悟”与“渐悟”之别。其实,“顿悟”只有在相当深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是由渐悟到顿悟。牛顿见苹果落地而顿悟万有引力定律,开普勒梦蛇自食其尾而创造苯环结构式,正因为他们是顶尖的物理化学专家。越女“忽自有之”,张三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都是他们在相当成熟的外家拳术基础上的“顿悟”表现。王宗岳所谓“由招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然非用力之久,不能豁然贯通焉”,“招熟”和“用力之久”是渐悟过程,“豁然贯通”就是顿悟。


越女所谓“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老子所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都是说其“道”其“言”易于见效,符合客观规律,然其奥妙所在,却不易为常人理解。这和王宗岳“本是舍己从人,多悟舍近求远”以及王征南“此学行当衰矣”之说不谋而合,正如初等数学无法求解之题,用高等数学即可迎刃而解,然而高等数学并非一般人所能掌握。说明高深的学问和技艺都有“简易深奥”之特征。


王征南所述内家拳传人,如表所示。其中,张三峰与王宗之间、陈州同与孙十三老之间不连续,这是口传历史“只知道祖师和近几代先师”的普遍现象(“言祖不言师”并非通例)。他们知道两个祖师:张三峰是始祖,陈州同是师承王宗的浙东祖师。近几代只追溯到孙十三老,这是非常符合常例的口传状态。


内家拳作为一个“拳种”,黄百家说,“此术已成广陵散矣”。唐豪也说,“愚断内家拳已于清初失传”。而墓志铭所述内家拳传人,与王征南同辈者尚有九人,他们是否有传,黄氏并不知道。以民族传统体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周伟良教授,经过调查考证,发现还有几支依然流传在浙东地区,并有一些家传文献。这是一个大贡献。浙东地区的内家拳已于2009年被评为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属内家拳的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其传承之广泛,更不用说。然而顾留馨说,像杨澄甫、吴鉴泉那样的功夫,已成绝响。愚以为,内家拳的理论技法并未失传,而这种顶尖技艺的顶尖人才,必须有相当的个人天赋和充分的锻炼条件才能造就,也许就只能在多少代人之间才会出现一两个。


综上所述,内家拳至少在春秋时代已有孕育,也可能存在着内涵相似的拳种,时隐时现。至迟到了宋代张三峰,开始明确出现内外家之分,或者说张三峰是内家拳的中兴者或集大成者。此后内家拳的发展,也时起时伏。明末清初在浙江出现了一个顶峰,代表人物是张松溪、王征南等。清朝中叶在河北永年和北京出现过一个顶峰,代表人物是杨禄禅、杨班侯、董海川等。时至今日,从技击层次而论,内家拳似乎处于滑坡或隐匿状态。


大学问家的考证陷阱


为了后面的叙述,这里对考证方法先说几句。在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疑古思潮,要把线装书丢进茅厕里去,把中国历史打一个对折。其思想根源是对封建统治的痛恨,还有日本侵华思想的毒害(参见笔者《太极拳源流争论因果新探》之“疑古思潮与日本侵华思想有关”,《武当》2007年第5期),而考证方法的偏颇也是重要原因。一些大学问家从政治目的出发,大量运用“默证法”和“丐词”,造成了一系列错案。


所谓“默证法”,张荫麟在1925年的《评近人对于中国古 史之讨论》中分析其弊端时解释说:“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简单地说,就是“以此书之无,否定彼书之有”。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著名导师、文化巨人梁启超,提出12条“鉴别伪书姦公例”,第1条就是《汉志》没有记载的先秦书籍,后来出现的都是“伪书”。默证法只能在严格的条件下使用,把它作为公例,则是一大陷阱。梁启超的标准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汉志》必然收录了先秦的全部书籍”。显然,这个前提不能成立,很多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其谬。


在逻辑学中,把真实性尚待验证的判断称为“丐词”,亦称“预期理由”,不是充分理由。哲学泰斗冯友兰认为老子晚于孔子,其理由是“孔子之前,无私人著作之事”,“《老子》之文,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之 后”,这些理由都是未经证明的丐词。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和湖北郭店竹简《老子》的出现,《老子》晚出之说不攻自破。


默证法的弊端,在于忽视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古籍的大量湮灭散佚和被湮灭散佚古籍的可能再现;二是某些古籍是否必然涉及某些事实。疑古运动的主将顾颉刚曾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学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并认为被延长、放大了的那一部分传说都是“造伪”的结果。诚然,人为地放大历史人物、伪造历史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是把所有古史期的延长和人物的放大都说成造假,则是明显的扩大化,站不住脚。事实上,史实→史料→史书,要有一个形成过程。能形成史料史书的史实微乎其微,而大量史料史书都有被湮灭和湮灭后再现的命运。人们不可能知道已经湮灭的东西,只有从再现中发现其湮灭,而任何湮灭的“再现”都表现为延长或放大。所以,“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看似奇怪,却是正常的符合实际的规律。至于认为“某书没有记载就是不存在”的观点,更是经不起推敲的典型丐词。


正值疑古运动的高峰,唐豪也脱颖而出,进行太极拳史的考证。他在《太极拳与内家拳》之“一、太极拳之史的研究”中,开篇直言:“近人著作,每言太极拳为张三丰所创。若用顾颉刚治古史之法,追溯其本源,则张三丰之历史,完全出于层累地编造而成。”他不但把自己置于顾颉刚的旗帜之下,还把“层累地造成”改为“层累地编造”。而他自己在太极拳史上的编造(如言40岁已有三个儿子的杨禄祥“十岁卖身凡三十年,回到家乡仍孑然一身”等等),是众多编造历史的名家都望尘莫及的。我们在肯定唐豪作为中国武术史的开拓者的同时,必须排除其时代烙印所造成的恶果。有些学者感叹为什么张三丰的阴魂不散?为什么“对旧时代浑浊不堪的武术界注人一股清流”的唐豪至今不断受到攻击?这些问题用于对唐豪考证的反思,倒很值得。对于学术本身,则是唐豪考证不能服人的确切描述。


北宋张三峰是否存在


王征南所述的北宋张三峰,似乎只有黄宗羲、黄百家及曹秉仁《宁波府志》有所记载。而大量史料记载的,还有一个元明张三丰。张三峰和张三丰的名字、故事,也相互穿插混淆(本文以峰丰二字对北宋、元明二者加以区别)。学界有:北宋说、元明说、两个张三丰之说,更有人以“众说纷纭”而否定张三峰(丰)的存在。笔者以为,从严格的考证角度看,北宋张三峰,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人物。


著名化学史专家、太极拳学者孟乃昌教授的《张三丰考》(《武当》1987年第1、2期),综合大量资料,认为两个张三峰(丰)只是一个人,时处北宋。主要理由是:其一,黄宗羲父子的著作是最早、最明确的记载,是第一手资料。“无根据地以它‘无根据’而否定它,那么司马迁的《史记》也不能成立了”。“在全部张三丰记载中,其他作者没有那一个具有黄氏这样博志多闻的学识和卓绝不群的治史才力”。其二,黄宗羲肯定知道元明张三丰的种种说法,但他不写元明而写北宋,因为他更知道元明张三丰出笼的内幕:明成祖永乐皇帝为了寻找被他推翻而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从水陆两路派大量人员假托其他借口隐查搜捕。水上一路,即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为名的郑和七次下西洋;内陆一路,即派胡濙带队以寻访仙人张三丰为由查找了十多年。此种内幕在《明史》“胡濙传”和“郑和传”中都有记载。唐豪也几次提到此事,但他的结论是:“张三丰之所以被称为仙人者,实成祖隐访建文帝时所编造”。而孟乃昌认为,正因为北宋张三峰是颇有名气而不知所终、也不可能找到的神秘人物,加之永乐皇帝把武当真武大帝作为他取得胜利的保护神,故而具有充分的寻访理由,也具备长期查询的条件。伴随着诏书的颁布和长期查询,便衍生了更多传说,塑造了一个不知来去的元明张三丰。时至清代,黄宗羲才还以历史的真面目。《明史》撰写于《王征南墓志铭》之后,据说撰写时还有争论,史学家最终还是给永乐皇帝圆了场,折中出一个元明张三丰。


笔者叹服孟乃昌先生之论,也曾认为只有一个北宋张三峰。我还找到一些理由。比如,在陆西星(1520~1606)的《张三丰列传》和成书于1700年的《历代神仙通鉴》及汪锡龄的《三丰先生本传》中,都说到“陈抟→火龙→张三丰”的师承关系。《历代神仙通鉴》记述张三丰对沈万山的话,说:“延祐间,年已六十七,心命惶惶,幸天怜悯,初入终南,即遇火龙先生,乃图南(即陈抟)老祖高弟……予跪而问道”。这里有一个大矛盾:陈抟(872~989)是北宋初年人,张三丰作为陈抟的再传弟子,不可能在陈抟去世325年后的延佑间(1314~1320)才遇到火龙(火龙最少要活325岁以上)。而宋徽宗时期(1101~1125)距陈抟逝世只有112年,此时火龙已逝,张三丰受“徽宗召之”,正合其时。这里所说的“张三丰”,就是北宋的“张三峰”。陈抟有一弟子叫张詠,号乖崖,曾任北宋礼部尚书,精通剑术。《四库全书》有《春渚纪闻•乖崖剑术》一篇,文字平实。张詠对友人说:“我受此术于陈希夷(即陈抟)。”张三峰的武术,自然有可能得到陈抟之再传。


唐豪几次设问,他说:黄百家既然知道张三峰创内家拳,他也参修明史,“胡不以之入方伎传三丰事迹中乎?”答案很简单:因为黄百家知道是北宋张三峰创内家拳,当然不能把它作为元明张三丰的事迹。


或问:既然北宋张三峰是精通武术的著名道士,为何在诸如任自垣的《太岳太和山志》等书中都未记载?证明北宋张三峰不存在。这显然是一种“默证”,因为北宋张三峰主要以技击闻名,在丹功养生方面未见著述,而武术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北宋张三峰可能被湮没,或不予记载。加之明皇帝下诏寻访张三丰,任自垣能把张三丰写成北宋人吗?即便前人有记载,难道不可以将其删改吗?


或问:在《王征南墓志铭》之前,宁波人沈一贯(1531~1615)的《搏者张松溪传》中,既无“内家拳”之名,更无张三峰创拳之说,岂非王征南之编造乎?这又是“默证”!非常明显的是:《搏者张松溪传》与《王征南墓志铭》是不同渠道、不同角度的记载,各有侧重。前者对张松溪的叙述甚详,且言“其师曰孙十三老”,五字诀的三个字是孙十三传,另两个字为松溪自创。后者只提到张松溪的名字和传人。黄宗羲明言王征南“因许叙其源流”,沈一贯的角度不同,为何非有源流记载不可?何以证明张松溪不知源流?又何以证明是王征南之编造?


唐豪说:“黎洲之王征南墓志铭,百家之内家拳法,皆属别有寄托”,“黎洲之述征南,不啻为自身写照,以抒写其亡国之隐恨。墓志铭(只写某年干支)不写万历康熙者,即可见此老之志”。于是他由黄宗羲“寄托自身”而对张三峰“断言其无”。统观《黄黎洲文集》,内有传状、碑志、哀祭149篇,包含大量抗清志士的祭文,更有其感情寄托。如写南明抗清重臣钱肃乐的文章结尾:“停笔追思,不知流涕之复面也”。黄宗羲为何要以王征南为“自身写照”?王征南的生平事迹显然也不是黄宗羲的自身写照。黄文不写年号而写干支,是其常用体例,不独见《王征南墓志铭》。也有写年号者,如其生母《事略》:“先妣姚太夫人,生于万历甲午十二月初二,卒于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故而唐豪的“别有寄托”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唐豪还说:“少林拳在万历以前犹未盛行海内,寺僧至万历开始专攻于拳”,此前的少林寺以棍法名天下。松溪为嘉靖人,他说的“少林以拳勇名天下”实无来由。嘉靖人唐顺之的“少林拳法世稀有”的诗句“亦不过随笔渲染之语”。唐先生的挑剔,也确实绞尽脑汁了。那么,关云长善用大刀,是否证明他不善拳?戚继光《纪效新书》中“拳棍刀枪锸钯剑戟弓矢钩镰挨牌之类,莫不先由拳法活动身手”及“拳为武艺之源”之说,是否也是无稽之谈?


沈一贯、黄宗羲、黄百家、曹秉仁的记载,渠道不同而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相互印证。一个源流有序、理法清晰、特点突出的内家拳体系和北宋张三峰跃然纸上。无根据地怀疑其“无根据”,以默证法或打着“破除迷信”的旗号断章取义地否定,都是没有道理的。


元明张三丰的虚与实


元明张三丰的记载,远比北宋张三峰要多,然其说法庞杂,矛盾也多,虚实难辨。我觉得,关键问题是要分清其“人”与“神”之别。顾颉刚先生也认为,张三丰和华佗、关羽、包拯一样,都是由人变成神的典型。其“神”是虚,其“人”是实。此外,也要把北宋张三峰与元明张三丰的事迹加以区别,将其混淆之处的虚与实剥离开来。


澳籍华人黄兆汉先生,将其1976年研究张三丰的博士论文扩充改写,1988年由台北市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明代道士张三丰考》一书,广征博引,极有参考价值。黄先生也引用了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和《宁波府志•张松溪传》,但他说:“宋代是否有一个技击家张三峰,不可确知。若有,则自然不是元末明初的张三丰。”说明他将两个张三峰(丰)区别开了。他研究的对象是元明张三丰,为我们提供了很大方便,然其考证方法也有商榷之处。


细读黄先生的书,使我动摇了“只有一个北宋张三峰”的看法,认为元明张三丰也不能否定。因为各种渠道的记载实在太多了,说他们全是为了给皇帝圆场的编造,确实太勉强。


张三丰的“虚”,不必多说。一日千里是虚,死而复活是虚。这也是否定论者的一根棍棒,唐豪就把张三丰称为“一个临窆(埋葬)复活的怪物”。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师承陈抟弟子火龙真人,可能是与北宋张三峰的混淆。排除这些“虚”处,我们可以窥测其“实”的方面。


一、张三丰的生存年代


元明张三丰的最“实”之处,就是明朝两位皇帝都下诏长期寻访之事。有资料证明,明太祖寻访张三丰,纯粹是敬仰和求仙药治病,并非作为什么“借口”。明成祖寻访张三丰,也是要得到仙药,同时作为隐访建文帝的“借口”。所以孟乃昌和唐豪纯粹以“借口说”否定元明张三丰,理由不充分。两位皇帝的寻访,也是张三丰生存年代的重要依据。


关于张三丰的生年,汪锡龄(1664~1724)在《三丰先生本传》中说是(蒙古)定宗丁未(1247年)。有些学者从《张三丰全集》的《悠悠歌》中“四十八岁空消磨”一句,对照题注“时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岁初也”,由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上推48岁,正好是1247年。认为这是张三丰自己说明了他的生年。其实并非如此。《张三丰全集》的“题注”,都是李西月1844年前后重编《全集》时所作,不是张三丰原注。李西月的“至元三十一年”从何而来?显然是从汪锡龄所言“定宗丁未”下推48岁而来。那么,汪锡龄是否有依据呢?


汪锡龄的《三丰先生本传》,肯定是收集了不少资料写成,然而他弄巧成拙,在全文最后说:“龄侍先生甚久,得悉先生原本又甚详,爰洗浊怀,恭为纪传”,这显然是笑话,清朝人怎能见到明初张三丰。不过,笑话归笑话,虚中也有实。我们还可以找到更早的记载。


上述“延祐间,年已六十七”一段话,是徐道述、张继宗、黄掌纶订,成书于1700年的《历代神仙通鉴》中所载,早于汪锡龄,大概就是汪锡龄的根据。从延祐(1314~1320)元年1314减去67年,正好是1247年(按虚龄算,应为1248年)。所以汪锡龄的《本传》把“延祐间”六十七岁改为“延祐元年,年六十七”。


由此可见,汪锡龄、李西月的1247年之说,并非空穴来风。黄兆汉从“活动记载”分析,认为张三丰大概生于延祐间,卒于永乐十五六年,这显然与“延祐间六十七岁”有矛盾。而《张三丰全集》的点校者方春阳认为:“各种资料表明,张三丰生于宋,仕于元,行道于明,故称宋、称元、称明都可以,而以称元或称明更妥帖,因为其主要活动集中在这两朝。”


愚以为,“延祐间六十七岁”的可靠性大于他说。这个记载较早,也是汪锡龄的依据。按此推算,张三丰生于1248~1254年之间其67岁的范围正好在延祐元年到延祐末年。


关于张三丰的卒年,未见明确记载。明任自垣的《太岳太和山志》、焦竑的《国朝献徵录》,清初傅维麟的《明书》,都记载张三丰“洪武二十三年(1390)拂袖长往,不知所止”,其文献可靠性也大,可作为卒年的依据。永乐间及其以后的活动记载,水分极大。


因此,张三丰的生存年代,应该在1248~1390 年的142年之内。张三丰的去世无人知晓,名气尚在,所以皇帝有理由寻访,自然长期找不到。永乐皇帝以其作为巡捕建文帝的借口,也比寻访北宋张三峰的理由更为充分,更为可信。


二、张三丰的著作


张三丰的著作,也和其人一样,真伪糅杂,虚实难辨。明清以来,张三丰的著作有多种抄本和刻本,最后以李西月1844年重编、《道藏辑要》1906年收录的《张三丰全集》流传于世。李西月则以汪锡龄1720年之后扩编的《张三丰全集》为底本“广取博采”而成。我们仅以《全集》中《云水前集》和《云水后集》(均为诗集)等篇章讨论其可靠性。


《云水后集》,汪锡龄在序言中毫不隐讳地指出:“云水后集者,锡龄与先生(即张三丰)相遇后所作者也。”是张三丰“神游”到他的官署所赐。其内容也多与汪锡龄有关。如前所述,汪锡龄不可能见到张三丰,这显然不打自招地说明了《云水后集》是汪锡龄托名编造的。


《云水前集》的情况就不同了。汪锡龄序言说:“云水前集者,我三丰先生在元明间所作者也。永乐时胡广等收入《大典》之内……锡龄于康熙五十九年得此本于扬州书肆,宝而藏之。即花谷藏书也。”“花谷”者,相传为张三丰之六世孙“花谷道人”张鸣鸾,在陆西星的《淮海杂记》中有记载。


黄兆汉先生认为,胡广将张三丰著作收人永乐大典,甚难令人相信。花谷道人得张三丰著作也不可靠,于是怀疑《云水前集》也是出自汪锡龄之手。这就值得商榷。


胡广是否将张三丰著作收入大典,姑且不论。在《明史•艺文志》和清修《四库全书》中,都收录有张三丰著作。前者收录《金丹直指》、《金丹秘旨》各一卷。后者收录《陕西通志》中《桥山》诗一篇,《全蜀艺文志》中《题玄天观》诗一篇。这两首诗,《张三丰全集》均无记载,说明张三丰的著作早有流传,汪锡龄收集的并不全面。


在上述黄兆汉引用的徐道《历代神仙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尚书胡广言,张三丰实有道法,广具神通。录其《捷要篇》并《无根树》二十四首,《金液还丹歌》、《大道歌》、《炼铅歌》、《地元真仙了道歌》、《题梨春院》二阕、《琼花诗》、《青阳宫留题》诸作,上呈帝(即明成祖)览之。”这又是张三丰著作早期流传的重要证据。而黄兆汉先生认为,《明史•胡广传》并未提及胡广呈张三丰著作事,故而《通鉴》所记不可信。这就是典型的滥用“默证法”了。


胡广(1370~1418)江西吉水人,建文二年状元。永乐朝曾任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等职,深得明成祖信任,“时时密诏议政,未尝告人”。他是建议皇帝寻访张三丰的主要人物。既然要寻访,并且长期找不到,胡广搜集张三丰一些著作上呈皇帝,是非常自然的事,徐道的记载是可信的。然而胡广给皇帝送书算什么大事,为何一定要写入《胡广传》?何以证明徐道所记一定是造假?


综上所述,元明张三丰确实有不少著作流传于世,《张三丰全集》有假更有真。


三、张三丰与黄白术


谓“黄白术”,即烧炼丹药点化金银的法术。许多著作记载张三丰给沈万山传授了黄白术,使沈万山成为大富豪。笔者从事金属材料和古代冶金史的教学研究,道家的炼丹术,有“五黄冶五金”之法,对中国冶金学、化学以及火药的制造都有重大贡献。东晋葛洪、南朝陶弘景都是炼丹大家。点石成金不可能,用铜铁变金银(实为黄铜和白铜)在唐代就很成熟,这是一种合金配制或表面处理技术,不是迷信。张三丰作为著名道士,得到此术不足为奇。明初的沈万山得张三丰所传黄白术,也可作为张三丰生存年代的证据之一。


四、张三丰与太极拳


北宋张三峰与元明张三丰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以技击著名,后者以丹功及养生著名。内家拳以北宋张三峰为始祖,已如前述。太极拳以元明张三丰为始祖,称宋、称元、称明者都有。其创拳过程,言其观“蛇鹊相斗”而悟“以柔克刚”之理。有些传人将夜梦之说植入元明张三丰事迹,或将内家拳的王宗误认为太极拳的王宗岳,皆属与北宋说之混淆。


那么,元明张三丰是否会武术或创造了太极拳呢?看法分歧很大。


应该承认,在元明张三丰的早期文献中,没有创太极拳之说。但是有一些佩剑的记载,如《云水前集》中“几时佩剑携长笛,相访高真到碧台”、“明朝佩剑携琴去,却上西山望太行”、“倒不如携琴剑,整笠蓑,东走蓬莱唱道歌”。明御史贾大亨《题太和山》的诗有“希夷(陈抟)丹气满,邋遢(张三丰)剑光妍”之句。《道统源流志》有张三丰“好道善剑”之语。这至少说明,张三丰创太极拳是有可能的。


最早记载张三丰创太极拳的,大概是李亦畲1867年书赠姨甥马印书的《太极拳小序》:“太极拳始自宋张三丰,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详且尽矣”。此时杨禄禅和武禹襄都健在。这里的“宋”当指“南宋”,张三丰生于蒙古定宗丁未(1247),即南宋淳祐七年。李亦畲从何而来?当自杨禄禅、武禹襄口传。杨武从何而来?当自王宗岳、蒋发世代相传,李亦畲只是把“口传”变成“文献记载”。后来的杨式、武式、 吴式、孙式太极拳主要著作中都如此记载。太极拳的传人记载也和内家拳一样,“只知道祖师和近几代先师”,近代只可追溯到王宗岳。


唐豪在1930年还说:“太极拳历史之可考者,应断自清初王宗岳。清以前不可得而考焉。”后来他改变了说法,认为太极拳始自陈家沟陈王廷。


徐震的《太极拳考信录》,否认陈王廷创拳说,同时否认张三丰创拳说,但也认为“太极拳之传,王宗岳以上不可考”。“不可考”,只是因为张三丰至王宗岳之间的传人不连续,缺乏早期文献依据,但不能证明所有的记载都是编造。


实际上,在唐豪所得乾隆时代的“厂本拳经”中,就有一篇《先师张三丰、王宗岳传留太极十三势论》。姚馥春、姜容樵也得到乾隆抄本的张三丰王宗岳所传太极拳歌诀及拳论。这些乾隆抄本,也是更早的记载,起码可以作为口传历史的印证。王宗岳是近代太极拳的开拓者,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王宗岳创造了太极拳。那么,我们有何理由否认张三丰创拳的传统说法呢?


笔者不想论证王征南的内家拳就是太极拳,因为二者的传统说法不同,拳势名称也有显著差到。这有两种可能性:其一,北宋张三峰创造了内家拳,元明张三丰创造了太极拳。有的文章也这样说,但认为内家拳重在技击,太极拳重在健身,这与事实不合。太极拳最早还是以技击闻名于世。其二,元明张三丰继承和发展了北宋张三峰的技艺,太极拳是内家拳的另一个分支,即所谓南派北派之分。南派仍称“内家拳”,北派改称“太极拳”。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武当山从陈抟以来就有武功传承,必然有继承和发展。至于拳势名称的改变,是在传承过程中常见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大概很难确切断定了。


作为学者,因为缺乏连续详尽的记载,我可以把张三峰(丰)创内家拳或太极拳的传统说法称为“传说”,但我认为是“不可否定的传说”,“应该作为重要史料的传说”。


作为杨式太极拳的传人,我是张三丰创拳说的死硬派,因为我们的各代祖师都是这样说的,我不能也无从证明我们的祖师是编造。杨家的传统说法是第一手资料,本身就有证据性质。我们无根据地否定祖传说法,不就成为“欺师灭祖”了吗!


最后,我想对唐豪先生的历史也联系一下默证法。在近年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唐豪文丛”中,有一篇《前言》,全文收录了《体育报》关于唐豪先生逝世的报道。这个报道,对唐豪的简史及其政治斗争做了简介,但只说他曾任国家体委委员,对其在体育、武术方面的功绩只字未提。如果我们以此为据,运用默证法,否认唐豪在体育武术方面的研究,岂不造成一大冤案!《前言》作者也感叹“一代学人倾心从事的学术和他学术生涯的华彩乐章,竟被上述393字由权威部门发布的报道盖棺论定,抹杀殆尽”。其实,也许官方认为唐豪的政治斗争事迹比其学术成果更重要,因字数有限,省略了后者。认为报道没有写就是“抹杀殆尽”。也是运用默证法作茧自缚。那么,在古人视拳术为“雕虫小技”的情况下,认为《明史》和《太和山志》没有记载张三丰创拳就是张三丰不会拳,不是也同样的荒谬吗!
《王征南墓志铭》解读:兼论两个张三峰(丰)之别-路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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