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涛
新商报记者专访《我的朋友孔丘》的作者，解读他眼中的“至圣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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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推翻后找到“邹曼父”
记者：孔子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远了，您肯花这么多时间为他写30万字的作品，说明他肯定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元涛：孔子对我们的影响，在血液里，在骨髓里，在呼吸中；是常识，是思考方式，是人际交往模式，等等，从来都是不动声色的。他建立的常识与规则，构成了我们基本的精神世界。当然，因为习以为常了，我们反而容易忽略常识的宝贵，这正如空气和阳光。孔子确定了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与文明的内在特质。文明之间是否可以比较优劣？这是个大题目，专家也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去说它。但是，文明样式的千姿百态，却是现实的存在。且不说东方与西方，就连同样被视为儒家文化传承地的中国与日本，也有着极大的差异。按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说法，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直被视为最高道德的“仁”，在日本居然被当成了黑社会里的“义气”！这种差异，这种流变，实际上有很深的趣味在里头，这也是吸引我思考孔子并创作这部小说的动力之一。
记者：我觉得《我的朋友孔丘》最巧妙的地方在于选择他朋友邹曼父的叙说来讲故事，这是一个很好的叙事角度，让人读来觉得非常信服。您是如何选择这个角度的？
王元涛：在确定了要写孔子之后，也经历过一番思虑和挣扎，刚开始写了几万字，是夹叙夹议，但发现这样的方式有些油滑。而且由我直接跳出来议论孔子，似乎也不配。于是放弃了。之后，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写，几万字之后，也有问题。全篇以“他”来叙述孔子，总感觉冷冰冰的，缺少活气。当时就想，如果我是孔子小时候的一个玩伴，我会怎么看他呢？正好，史记“孔丘葬母”一节中，就出现过一个孔子邻居的儿子邹曼父，于是，这个“我”首先在我脑子里活了，接下来，孔丘的音容笑貌，基本上就是自然流淌自动涌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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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中他一直是普通人
记者：您书中的孔子是个有点懦弱、有点爱吹牛的人，这似乎与大众眼中的圣人形象相去甚远，您这样写有根据吗？
王元涛：至少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人，敢宣称自己从来没有过懦弱和懒惰，以及骄傲或胆怯。而且，即使是再坦诚的人，也难免有美化自己的片刻。我想，这可能就是我的根据吧。说到“圣人”在大众眼中，我不认为是一个形象，而只是一个概念。形象才会产生亲切感，认同感；概念则只存在于教科书中，适于拿来应付考试。那么我想做的工作，就是试图写一个鲜活的人，我们有的毛病，他也有；他所具备的坚持，我们却难以做到。由此，景仰与追随，才是真挚的，动人的。实际上，触动我写孔子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的一部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那里的耶稣，极为立体，音容笑貌，可触可感，他曾逃避，甚至故意沦落，以图摆脱艰苦的使命。但最后，历经心灵炼狱，他终于还是踏上那条荆棘之路。我清楚地记得，读完那本书，一股按捺不住的冲动一下就涌了上来：为什么就不能也这样写我们自己的先知呢？
记者：您把孔子从圣人的位置拉下来，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是否担心有学者或者孔子的后人提出非议？
王元涛：我想不会。第一，我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写传记。我甚至都不喜欢有人把《我的朋友孔丘》称为历史小说。我写的，就是小说，只不过主人公是个历史人物而已。第二，我的写作态度很严肃，甚至都有点太严肃了。我相信，只要你读过，就会对孔子产生亲切之情，你会感动，你会进一步在心中模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孔子形象，这些都是美好的体验，而美好是不会遭到非议的。第三，我心目中的孔子，一直都是普通人，所以也就没有拉下来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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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元素”
是对自己的奖赏
记者：从小说中不难发现您对孔子非常有研究，书中很多内容在史学界还是空白，您为什么不以学术论文的形式来写？
王元涛：第一，我只会写小说，不会写论文。第二，我一直认为，小说的形式最利于传播。实际上，还是和我的学养与思维习惯有关系。多年前，我曾写过近百个民国人物，像段祺瑞、辜鸿铭、宋教仁等，在包括《新商报》在内的很多报刊上发表。后来我受到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的批评，他指出的主要问题是，用想象替代考证。我接受他的批评，由此反省自己，无论是思考还是行文，都离学术远，离文学近，那么我就老老实实写小说吧。
记者：在小说中您写到子贡卖车、孔府家酒等细节，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风靡全国的抽奖，您在书中融入这些现代元素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想让小说更容易被年轻读者所接受？
王元涛：写作，尤其是长篇写作，是艰苦的体力劳动，时时要与倦怠、自疑和绝望做斗争。摸奖卖车，孔府家酒，之外还有，比如孔子离开鲁国时“我”突然冒出来的一句短语“吹手向西”（这是苏童一篇小说的题目）等等，都是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而设的小小把戏，以鼓励自己继续写下去。是给自己的一种奖赏。实际上，在草稿中还有更多，后来都删掉了。太多就显得油滑了。保留的这些，应该算是比较自然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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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先贤不能有
拍大片的居心
记者：近几年出现了很多以孔子为题材的书籍和影视剧，您对电影《孔子》有什么样的评价？
王元涛：我的评价和大家差不多。记得胡玫导演说过：拍思想，谁看哪？实际上，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惑。写孔子，只写奇闻轶事，或是像电影一样，把孔子写成一个准军事家，我不甘心，那还不如干脆去写孙子了。所以，我给自己的任务是，要努力把儒学吃透，然后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绝不能使用学术概念，否则大家去看于丹就行了。因此，我给自己定下的原则就是，直面思想，但要用故事来说话。比如孔子流浪，周游列国十四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这都应该是浓墨重彩加以表现的，有悬念，有感动。在这一点上，电影有它的局限。我常想，要拍孔子，至少应该拍成《甘地传》那样，不要有拍大片的居心，而应该是用最朴素的语言，最简单的情节，最安静的画面，因为孔子能打动你的，是他身上所蕴含的人性的力量，就像甘地一样。
记者：于丹把孔子解读成现代人的心灵鸡汤，也有人认为我们对孔子要有敬畏之心，您觉得我们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态去阅读孔子？
王元涛：说实话，在创作前的准备阶段，因为担心受流行观点的左右，所以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尽量读原典，主要是《论语》《史记》《孔子家语》。这样，于丹老师解读论语的书，我没有读过，不清楚她有什么样的观点，也就不知道所谓的“心灵鸡汤”具体是什么意思。如果仅从字面来讲，鸡汤总比白水有营养吧。我觉得，面对孔子，有两种比较极端的心态要不得，一种是视之为神圣，容不得说半句贴近人性真实的话，甚至连把孔子称为“孔丘”都认为是大不敬。另一种则是弃之如敝履，如僵尸，完全无视孔子个人在自我完成的道路上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总之，就像听自己爷爷的故事一样就好了。家族的源流传承，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好奇吧？而想把爷爷当年的生命经验直接套用到今天的生活里来，那是无用的偷懒；而因为爷爷的局限就视之为无物，为空白，那可能就是对基因徒劳的背叛了。
记者：您说一直梦想“写一部重要的书，让孔子这位精神先知的音容笑貌，借此深深植根于国人心中。”现在回头看《我的朋友孔丘》，您觉得自己做到这一点了吗？
王元涛：“一部重要的书”，这句话初看起来像广告语，像自吹，其实不是，这是我在给自己划边界，设牢笼，看管着自己。在这个快餐与微博的时代，的确是有些浮躁气的，置身其中，我也无法免俗。比如，戏说，有时候就是有很强烈的冲动。戏说相对要省力气，也容易讨喜讨彩。可是，我却这样告诉自己：不要想畅销不畅销，不要去讨好拟想中的读者，只把你的思考与想象用最本分最朴素的语言叙述出来，这就够了，因为你是在写一部重要的书！至于做没做到，肯定是要读者评判的，在这里，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你真有兴趣，一定要慢慢地读。
■文/关军
说到孔子，很多人也许都能想起他的不少名言警句，但如果再细细追问他的生平事迹，能说出个子丑寅卯的读者恐怕就不多了，毕竟孔子生活的时代离我们确实太遥远了。但大家也都明白，历史上的孔子绝对不会只有那么几条干巴巴的语录，他也曾经是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生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家王元涛大胆展开想像，用孔子车夫邹曼父自述的口吻写出了《我的朋友孔丘》，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孔子形象，解决了围绕孔子身世与经历的诸多历史疑团。历史上的孔子真如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庸俗”吗？我们到底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态去接近孔子？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日前对王元涛进行了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