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历史的车轮轰隆隆滚过时空的重重影幕，留下的只剩下人类记忆中之存留与印象。曾经唐朝的壮阔与辉煌，曾经清末的怯弱与屈辱，我们没有再超越时空的能力，去感受了任情放达的盛唐气象，或是去为反抗列强的欺辱挥戈沙场。而我们生活的只是现今如斯之时代，如斯之时代除了繁华之都市，除了声光电像之生活，还有着更多的失落与荒凉，掩失在繁华的歌舞升平之下，淹没在物欲横流之生命中。熙熙攘攘、天地洪荒，我们从时代的阴影中走出来，看到了满地的支离破碎；纷纷扰扰、山呼海啸，我们从聒噪的声音里走出来，听见了历史的荒唐与呼唤。华夏五千年的文明的精神根坻被刨得满是伤痕，失去理智的人们自我迷失着方向，叫嚣着“打倒”“革命”，所有一切的思考与经验付之东流。我们的文化精神在哪里？我们的信仰在哪里？我们要走去的方向在哪里？这百年时光，“孔家店”打倒了，西化号角的越吹越广，我们的语言文化患了失语症，我们的思维一味停在了争抢功利。这时我们是否应该停下脚步——回首前人血汗下凝聚起来的是垃圾还是闪烁的光辉，看看眼前阔步前行的是悬崖还是无垠的坦途？社会、现象、文化、精神、生命，我们该正视在这之下埋藏的灵魂。
经常说唱着悠久的文化历史，经常说唱着地大物博，我们的生命并非凭空掉下，自己追根溯源，便有着炎黄五帝、生民百姓以来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一代一代的延续，骨肉里流着同样的热血；祖祖辈辈，先人的呵护与关怀将我们从孱弱育养成坚强；“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深恩，昊天罔极”，你不感存你父母对你的生养之恩吗？你父母不感存你祖父母的生养之恩吗？你祖父母不感存你祖父母的父母的生养之恩吗？……一切的一切滋润着华夏文化的生命？我们的语言文字，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对生存的思考，对社会自然的认识，对我们自己人生的安顿，都在先人的文化积淀下给予了我们，又在我们手中散发开去。我们继往开来，我们以智识慧命继续着华夏的创新与积淀，我们丰富的智慧经验与文化精神，开启我们的生存境域，先人存想着的理想我们依然存怀，我们在命脉的承继下走向我们自身的理想。当你在这片阔大的热土上降临人间，人的概念与字样便深深刻入你的生命灵魂中，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才有了伟大而特殊的意义，来区分我们跟其他自然万物的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有了社会人生的真实意义，也有了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生存意义。有了这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意义，我们才在这个社会如此地挺立起来，以至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如斯之久远，而不至如玛雅、巴比仑等文明的早早丧亡。
而今天，某些人“因为孔子不曾为他造好电灯汽车，以至抽水马桶，便要达打倒孔家店。”（李维武：《徐复观文集·复性与复古》）更是“希望祖宗把一切好东西都给你准备好”（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要将数千年的文化生命根底都要连根拔掉，我们可以不是人了，要根据进化论的假设说我们是猴子变的，我们跟猿猴的祖先是一类，也是猿猴样的动物。我们也跟动物是一样，为了生存要吃要喝，要满足性欲，于是我们把生活的目的与意义只是发泄与享乐；另一方面，我们为了达到更多的物质与财富，我们不得不去忘掉人际的关怀，整天忙碌在工作再工作的机械运动中，成了器械的奴隶。李泽厚看着现今的世界感慨地说：“今日有反哲学的哲学：眼前即是一切，何必思前顾后？目标意义均虚无，当下食、色才真实。这大有解构一切陈规陋习及各类传统的伟功，但也就不再承认任何价值的存在。无以名之，名之曰‘动物的哲学’。今日有专攻语言的哲学，医疗语言乃一切，其他无益且荒唐。于是，细究语词用法，理清各种语病，技术精而又巧，却与常人无关。无以名之，名之曰‘机器的哲学’。”（李泽厚《世纪新梦·哲学探寻录》）于是，今日人的生命没有了方向，就向一具具尸体没有灵魂，人与人的幸福与快乐都在人文关怀里失去了踪影。
我们盛赞五四文化运动的赫赫功绩，今天工业所带来的表层的繁荣似乎都要归结到五四，似乎要定论今天的一切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五四带来的，没有五四就没有今天。现代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给了我们巨大的便利，我们每个人都在顶礼膜拜这空前绝后的运动。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我们铲除儒家的根，我们砸了“孔家店”的招牌，逐渐“西化”，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了，我们逐渐拥有西方的高楼和都市，有了驰骋的汽车与飞机，有了耕种的机械，甚至电脑自动化的生产设备，有了太空火箭和航天飞船。而我们一往无前的无怨无悔的追求，而终于我们的人文在跌落，我们的精神在腐朽，我们的社会在沉沦……而我们只要稍微明白点文化与科技的人，应该都知道，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当真是文化带给我们的吗？不是！那我们拔掉我们的根底，我们不在乎中国人，或者不在乎是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不应该有一点悲哀？当我们睁亮双眼看看淹没在这繁华都市的表层之下的精神灵魂的时候，内心不能被惊心动魄的事实所震惊。姚国华先生写了本《文化立国》的书，针砭时弊之言处处透显出现代中国社会问题重重。我们把理想与精神寄托在大学这座“象牙塔”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教育事业的空前繁荣，大学高校如树木之林立。然而我们反身扣问大学人文精神的时候，却不能不为这“堕落”的精神而至叹息。“中国教育异化的深层根源：与被动的‘现代化’接轨一致的知识教育，抑制了自主发展之路所需要的人文教育”；“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经常性误区：精神理想道德化，道德建设楷模化，楷模宣传表演化”；“大学的病根——工具化、行政化、官僚化，权力压倒理性”；“大学的腐臭——生活化、市侩化、庸俗化”；“大学的沼泽——近亲化、人情化、宗派化，师门陋习猖獗，劣胜优败成风，公平竞争窒息”；“大学的死路——地方化、土著化、裙带化、小国寡民眼光，市井乡里胸怀，自给自足作派”（姚国华：《文化立国》）。这些见解虽然并非完全绝对，但事实上却完全指向了现代社会确实存在这严重的问题，物质层面的繁荣，不能以精神的堕落为代价，否则人们不在为人的时候，缺乏理性的人就如动物一般自生自灭而消亡。
华夏文明的这块热土，我们有共通的文化视阈，我们承接的一个文化慧命，你可以不要祖宗，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你也尽可不必说要中国文化，叫嚣“全盘西化”，你也尽可说你是要革新，要一个凤凰自焚后的重生。但这一切的一切是为了什么？你把人的方向要拖到哪？先前，我们百般推崇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本人却嘲讽的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我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们在政治生活上天天闹“革命”，在朋友亲戚里天天讲阶级，激情迷失了理性，更是抹杀了人性。当历史沉痛地向我们诉说的时候，便是一幕幕恐怖的灭绝人性的惨剧。生养的父亲是地主、是资产阶级，做儿子的可以不顾道德而“大义灭亲”，杀戮、迫害、斗争，人类还需要生存吗？后来从阶级的硝烟中爬出来的人们开始呼唤，阶级的信仰一下子烟消瓦解，但人们的精神何去何从？在无方向错乱之中，改革开放的洪流奔泻而来，人们应接不暇，开明的中国人亦并不固守，什么好就用什么，什么舒服求什么，什么符合需求要什么。人们开始把整个人生投进赚钱享受的笼套里，吸毒抢劫、坑蒙拐骗、嫖娼卖淫，甚至弑父杀母，幼奸儿童，当网络中充斥这一切的报道的时候，如此的让人惊心动魄。世风在滴血，灵魂依然在麻木。“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父子不孝慈，兄弟不和调。”“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墨子·兼爱》）……我们束手无策，为这一切而怀着悲悯之情的时候，申斥这一切的时候，他人正在嗤之以鼻，骂你假正经，其实都跟他们一样，都是些“衣冠禽兽”，当人们自己称自己也是“衣冠禽兽”，不以为耻，反以平常的时候，精神就已经腐朽了。从这里透显出的问题，我们一代中国人正失落着什么呢？
当精神沦落到如此地步的同时，我们把文化却都看成了外在的物质，故事，我们对中国文化的陈述，把从古墓里挖掘出的东西，便大喊大叫：这便是文化。文化最终成了博物馆里的展览；这个物质充斥的世界，修缮几处前人的古迹，开辟几个旅游的景点，于是文化便是散落在大地上的展览；“西湖歌舞几时休”？古人为这歌舞而伤心的时候，现在却也把这歌舞当做了文化，搞几场联欢晚会，唱几场戏剧，这也成了文化的常谈，于是我们的文化也成了舞台上的展览……可是，文化是这样吗？“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但也不是文明的碎屑，不是修饰点缀，不是奢华消费不是抽象符号，不是作绣表演。”（姚国华：《文化立国》）“什么叫文化？简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文化是我们大群集体人生一总合体，亦可说是此大群集体人生一精神的共业。”（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文化是人性对生活的一种自觉，由自觉而发生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即价值判断）。……所以，谈到文化，总是精神上的东西，其起源总是起于人性对生活之自觉。”（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所以，文化乃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存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便是儒家精神，儒家精神并不是过去数千百年的器皿、制度、风俗、习惯，而是这些表层里所以然的而存在的理想精神，只有这种精神在社会的流动，人们才能挺立起来，当人格站立起来了，才有了一个人的样子。这便是华夏数千年来文化生命之根柢，这个人之所以为人，人如何使人生安顿、使之幸福，便是成圣之道。千万年，如果人依然还是人，这文化精神便自然永存。
作者：周竑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