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刘梦溪先生，大家欢迎。最近几天，我看到这样几则报道：为争就业岗位女大学生参与雇凶伤害同学；大学生复读遭拒一怒弑父；情侣坠湖男子独自逃生。还有一篇《中国青年报》文，题目是《大学校园里的畸形就业竞争》，主要写到四种现象，一是“借”同学的实习成果争保研名额，二是对用人单位说同学的坏话，三是为了得奖学金篡改成绩单，四是机会面前“暗战”不断。认为老师有责任对学生做好道德教育和心理“按摩”。这只是表面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层出不穷类似类这样道德缺失、人格缺陷的现象的产生，是我们文化传统的流失所造成的。因为有许多的施教者，本身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缺氧者，再加上现在混杂的文化环境，像流俗的电视文化、浅薄的搞笑、逻辑错乱的脑筋急转弯，等等，占据了成长中的青少年许多宝贵时光。媒体对娱乐明星死缠滥打的商业炒作，又使许许多多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他们热衷于“超女”，钟情偶像，沉迷网络，贪求物欲，而独独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有国学教育成了为经济搭台的文化噱头。文化传统何以流失，我们又当如何重建，请刘梦溪先生演讲《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我所说的百年，是指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就是清末民初，一直到今天这一历史段落，大体上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一百年。讲一讲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也可以说，是对这一百年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作简略的文化解读。就切入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学，或者文化社会学的问题。
一 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需要从晚清讲起
晚周、晚明和晚清
理念上，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三晚”最重要：一是晚周、一是晚明、一是晚清。晚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最早的第一流的思想家就产生于那个时候。那是中国的思想源头，是学术的经典时期。就世界历史而言，那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晚明——那是一个文化冲突非常剧烈的时期。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文化经过了一次血和火的洗礼。再没有比剃发易服更令一个有上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更难堪的了。所以顾炎武有“亡国”和“亡天下”的说法。“亡文化”就是“亡天下”。晚清——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点、东方和西方的撞击点和交汇点，是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大转变时期。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历史时刻”这一概念。“三晚”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的最关键的历史时期。
西人和晚清的“大变局”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到了晚清，真正开始了大变局。不是说以前没有变化，而是说以前的变化和晚清都不相同。到了晚清，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了，延续几千年的统制秩序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维持下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时许多有远见的开明的官吏，都提出了大变局的思想。有的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有的说四千年，有的说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例如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说：“合地球东西男溯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又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的晚清发生这种大变化、出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最主要的标志，是“西人”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汉代——佛教传入——西天明代——天主教入华—西教晚清——西潮佛教进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是静悄悄地进入的（通过西域传入），起初是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后来也引起过争论（沙门不拜王者论），甚至出了好几个主张灭佛的皇帝，但阻挡不住。主张灭佛的皇帝远没有信佛、佞佛的皇帝多。佛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出现了最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禅宗。宋代的思想大合流。然后是民间化和世俗化。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民族文明的伟大出。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明代的西教、天主教。一般以明朝的万历年间、万历十年（公历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天文、历法、数学、火炮制造等西方的科技，也把中国的文化反馈回欧洲，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带领作用，但在宗教传播方面，始终表现为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利玛窦曾经尝试着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引发了所谓“礼仪之争”（祭祖拜天），两种文化的冲撞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次“西人”的进入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体位置丝毫未发生动摇。所以如此，是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
夷务和洋务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社会问题严重，统治集团腐败。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船坚砲利”打开的。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英法联军于1860年9月9日火烧了圆明园。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当时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开明的官员，也想出了一些对付洋人的办法，当时最流行的话语是“夷务”，如何处理“夷务”成为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大问题。想出的办法包括“以民制夷”、“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等，但都没有多少效果。不过朝野上下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知道自己落后了，应该自强。所以晚清有长时间的“自强运动”。看到洋人技术先进、武器精良，意识到自己要有近代工业、要有洋枪洋砲，于是开始了 “洋务运动”。“夷务”后来变成了“洋务”。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特别是李鸿章，他是清季办洋务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倾毕生心血建立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且不是败在力量悬殊的“西人”手下，而是败给了同属东方的近邻、一向被称做“蕞尔小国”的日本，中国的面子丢大了，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性，不单是败在一个小国的手下，因为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了强国。它的深层悲剧在于：不该战而与之战而且战败。翻检一下中日甲午战史，可以看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策略，处处中日本的圈套。日本制造各种借口，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李鸿章知道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但由于翁同和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皇帝给李鸿章施压，李的具体布防措施也一再发生错误，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上应战不敌的道路。甲午战争的前三年、1891年，李鸿章的在奏折里说：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还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没有理会李鸿章的请求。甲午战争的当年、1894年，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应该购买，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北洋水师就没有添加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移做修颐和园用了。甲午战争八月打起，七月李鸿章上奏折再次陈述：中国的六艘大船，即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致远号和靖远号，只有镇远号、定远号是铁甲船，可用，但时速仅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因此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因此研究晚清史事的人，有一种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固然有责任，翁同和、张骞、文廷式、张之洞等清流主战派，也有误国之责。所以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责备于李鸿章的，明智之士都是说他明知不堪战却不能顶住压力，没有“犯颜直谏”。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曾在马关条约签定后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共同请求将李鸿章斩首。陈宝箴说：
“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
所以，一百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打起来的，第二年1895年签定马关条约。其直接结果是北洋舰队的覆没——这固然令人哀痛、非常重要；比这更重要、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让台湾，把我们的第一宝岛送给了日本人。1895年日人占领台湾，直到1945年归还中国，日本占领台湾整整50年。直到今天这一百年前的结果还在影响着我们。李登辉们的出现，显然与日本的统治、奴化、豢养，有直接关系。我想向各位国家栋梁提醒一点，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特别是洋务派的三十年的辛勤积累，通过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被再一次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必要（如果不是公开是否应该在我们的内心）提出：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简述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从晚清讲起，特别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百年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