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与每个人相关”，在日前由三联书店和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在北京主办的读书会上，《中国思想史》作者、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演讲的话题承袭了他多年来治史的民间视角，而“让思想说汉语”的呼吁依然流露出其作为学界精英敏锐的前瞻目光。在演讲结束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葛兆光表示，现在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和教育都应该逐渐走出一个大的西方哲学史框架、建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让中国人的思想“说”汉语。
中国是否应该有“西方”以外的参照，而不只有“东”、“西”对比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元认识？
东方早报：您从2001年完成两卷本《中国思想史》以后，最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什么？
葛兆光（以下简称葛）：我最近研究的中国思想史比较关心近世中国的自我认识，范围比以前更大。我有一个很顽固的观念，认为中国的自我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自我中心的想象，到晚明以后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他者”———“西方”来反思自己，思想史的研究也只是涉及“西方”这样一个镜子似的对照面。现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我关心的是：中国是否应该有“西方”以外更多的“镜子”，而不只有“东”、“西”对比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元认识？周围的民族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印度等，它们怎样认识中国？
事实上，我借用“近世”这个概念就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针对中国历史提出来的，一个区别于西方历史中“近代世界”的概念。
东方早报：它具体有一个怎样的时间节点？
葛：主要是指宋代以后的中国。我不太赞成用欧洲历史的划分法来划分中国的历史时期。在之前的《中国思想史》中，我以公元7世纪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公元7世纪的唐代是中国古代秦汉以后思想世界最后定型的时代，由唐到宋则是一个转折期。我在一篇题为《宋代中国意识形成》的文章中提出，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政治、领土、民族国家的文化等渐渐清晰是在宋以后，延续到现代中国。
中国与西方的一个不同是历史延续性很强，即使是“五四”也没有把历史和传统完全斩断。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个思想史的延长线上。
东方早报：您在讲座中提出，思想史与每个人都相关，这比您写作《中国思想史》时表示“想写一部个人视野的思想史”似乎更进了一步。
葛：在我们生活世界中处处都有历史，而这些历史都蕴含了种种过去的思想，我可以举出天下观念、家族伦理与儒家、阴阳五行、兼容多种宗教、使用汉字的思维等例子，说明从古代到现代中国，这些“中国”特有的思想观念，仍然会支配我们，尤其是汉族中国人，使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个思想史的延长线上。中国与西方的一个不同是：历史延续性很强，即使是“五四”也没有把历史和传统完全斩断。尽管进入现代以来，现代始终试图在人们集体意识中驱逐历史，历史却始终在每个人心中借尸还魂，使得看上去很“全球化”的现代，被“民族化”的历史分解为不同的现代。
我认为思想史研究现在比较多地在与社会史接近，吸收了很多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更加历史化，而很少要哲学的框架。
东方早报：对以西方哲学为中心的抽象思想史的反对，是否也与您近期研究中“什么是中国”的中心相关？
葛：确实，现在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和教育都应该逐渐走出一个大的西方哲学史框架、建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为学生提供一些自主的“产品”，让思想“说”汉语。
东方早报：您打算如何达成这种新思想史研究？
葛：我试图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一）作为思想史的背景，建立知识史与思想史、一般常识与精英思想的关联。（二）做加法也做减法，恢复历史上被遗忘的和被删去的思想世界内容。（三）把思想史放回到历史语境中去，使思想史不是讨论抽象的哲学，而是讨论具体的历史。（四）努力开拓新资料，使思想史的涉及面，从形而上的观念世界拓展到具体的文化生活。东方早报：对于易中天等非史学专业人士经过“百家讲坛”这样的大众传媒，在说“史”领域迅速走红，您如何看待？葛：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分工不断分化。学术、文化，媒体圈各有分工，我觉得各个领域的工作者应该相互尊重。易中天、刘心武的做法适应媒体时代，他们所做的事在普及文化上也是很有价值的。
东方早报：能否为读者推荐几部您认为特别值得阅读的历史类书籍？
葛：我特别欣赏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和费正清先生临逝世前两天完成交稿的《新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