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8月3日起，新《三国》的二轮播放将在四川卫视启动。在经历了首播时大量网友争先恐后地挑错、指责，到最终“瑕不掩瑜”的呼声，新《三国》的再次播出是否又会生发新的话题？前期观众对“三国”中争议和兴趣最大的“忠义”、“权谋”等三国内核，又会激荡出怎样的火花？我们在拭目以待的同时，邀请“三国”文化研究专家沈伯俊提前解读——
主持人：本报记者 颜婧 实习记者 张岚
嘉宾：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A面
忠与义表现丰富，但有可惜之处
“‘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是《三国演义》的创作主旨，也是其思想价值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从根本上说，新《三国》用镜头语言去解读经典，并力求有所创新，很有大剧风范。它也反映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我们后人批判地吸收。”
记者：作为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剧本审阅专家，您对新《三国》怎么看？
沈伯俊：新《三国》首轮播完后在北京举行了研讨会，我去了，总体持肯定态度。这个重拍是“艰巨的任务，聪明的选择”。说艰巨，是因为经典名著重拍的必要性和价值在哪里，新《三国》必须回答；说聪明，是指创作者用了一个“大型史诗电视剧《三国》”的片名，因此它既不是小说《三国演义》的影视化图解，更不是史书《三国志》的蹩脚附庸，而是以那段历史和小说为题材，重新进行艺术表现。这样，创作者就获得了较大的自由空间。
记者：看来您还是比较满意？
沈伯俊：早在1985年我就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是《三国演义》的创作主旨，也是其思想价值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共同文化心理。令人高兴的是，新版《三国》的内容主线符合这个主旨。所以，从根本上说，它用自己的镜头语言解读了经典，并有创新。特别是在曹操的刻画上，不再是脸谱化，比如十八路诸侯分崩离析之后，导演特意安排了曹操、孙坚、刘备三人的小聚，一种英雄惜英雄的味道不言而喻，很有大剧风范。
记者：您刚才说，“三国”是“歌颂忠义”，比如“桃园结义”已成为一种民间典范。对“忠义”的讲述，剧中到位没有？
沈伯俊：新《三国》与以往的所有“三国”作品相比，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以及曹操方面的荀彧、郭嘉，孙权方面的周瑜、鲁肃等人物，都有比较丰富、比较深入的表现。但还是有比较可惜的地方，那就是“桃园结义”这一重要情节一笔带过，未能充分彰显其道义价值；对后半部戏份很重的司马懿，较多表现其雄才大略、坚韧顽强的一面，对其负面道德的批判，不及《三国演义》。
记者：“忠义”对当下其实是有指导价值的？
沈伯俊：“桃园结义”的核心价值就是誓词中的四句话：“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就是大忠大义。忠是什么？往小了说是对自己忠于所事，对他人忠于所托；大了说就是对事业的忠、理想的忠，对国家对民族的忠；“义”呢？符合道的事才是义，上面还有国家大义、民族大义。其实这方面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我们后人批判地吸收。
B面
道与术演绎充分，却遗憾未分主次
“新版花了很大力气表现各路英雄的智慧与谋略，有些情节，比《三国演义》更丰富。但是，有的情节，却未能区分正当的谋略与缺德的权术。”
记者：之前一位四川的历史学家告诉我，老《三国》讲忠义，他很认可，但新《三国》略过“桃园结义”，倾向讲“权术”，是乱来。您觉得呢？
沈伯俊：很多观众都比较喜欢看《三国演义》里的忠奸对垒，也认为它的精髓应该是“谋略”，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虽然原著谋略的碰撞很精彩，但在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层次的东西，在现代来说，代表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也指正义的事业。“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
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罗贯中的意图很明显，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谋略才值得肯定和赞美。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而比如曹操，他的谋略可谓高矣，但罗贯中对他却是有褒有贬：对曹操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谋略，予以肯定性描写；对他损人利己、背信弃义的各种伎俩，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新《三国》在这个层面上，是弱了一点。
记者：可以举例吗？
沈伯俊：当然，我还是要再次肯定新版。它花了很大力量表现各路英雄的智慧与谋略，有些情节，比《三国演义》更丰富。如司马懿面对诸葛亮的空城计，为何下令撤退？司马懿与诸葛亮对峙于五丈原，为何坚守不出？作品都有新的解读。但是，有的情节，却未能区分正当的谋略与缺德的权术。
《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病情严重时，祈祷北斗以求延年益寿，眼看只差一天就要成功了，却被入帐报告军情的魏延将主灯扑灭，似乎诸葛亮之死也成了魏延的罪过；诸葛亮临终安排后事，却把魏延排除在外，还来个“遗计斩魏延”：这都是为了维护诸葛亮形象造成的败笔，当代读者多有批评。而新版《三国》叙述诸葛亮临终前，先召见魏延，委以重任，随后又背着魏延另作安排，既无史实依据，又损害了诸葛亮形象，表明编导在区分谋略与权术上有时比较模糊，个别地方甚至给人以欣赏权术的印象。
记者：其实不光是新《三国》，现在很多导演一拍历史剧，就喜欢把“权术”纷争放大、美化甚至讴歌，不会去批判。
沈伯俊：这确实是当今历史题材影视剧中常见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对权谋的欣赏、美化甚至讴歌是一种不良现象，表明影视圈中许多人价值观混乱，是非不清，这是应该警惕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决定各个政治集团成败兴衰的关键因素，依次是人心、人才、谋略。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不仅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
不加分辨地美化甚至讴歌权谋，极易误导观众，不利于培养健全的民族心理。而如果让我们的中小学生成天接触这类作品，小小年纪就去揣摩怎样与人斗心眼，搞小动作，那真是太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