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出版”的研究，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出版是刻板刷墨印纸技术发明以后出现的图书文本的复制与行销现象。印刷术出现以前没有出版，也没有文字编辑。由此导致的商品出版史观，把中国出版的起源推定在隋唐时期，以雕版印刷的佛像和佛经为标志。但那时佛像佛经的刻印复制，并不是投入市场销售的，而是免费布施于寺院、传播于信徒的。属于非买卖的宗教品文化现象。将公元6世纪前即魏晋南北朝以前的竹简、版牍、帛书、碑刻等大量的经、史与诸子文本都排斥在出版之外。其下限截至铅活字排版或激光照排胶片印纸读物的今天，以纸质的书、报、刊为标志。中国的编辑出版史仅有1300多年。显然，这是由印刷技术决定的出版历史观。第二种观点认为：出版是以文字图像符号编述某种内容意义并出示于版媒体的文化现象。由此导致的文化出版史观，把中国出版史的渊源视为殷商时期的“版册”文化或“册典”文化，以编写大量占卜内容的文字辞章并刻制于甲骨版片上的文献为标志。已故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对大量“同文卜辞”的举例，充分证明：内容、文字、体例完全相同而同时或先后连续复制达5版之多的卜辞版，屡减不鲜。同时复制4版、3版、2版的更多。如同抄写复制书本一样，刻写复制也是早期简陋的出版复制方式之一。随着历代编辑思想和出版复制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出版物，从“百家”著书立说，到孔子编订“六经”，再到“史传”“艺文”，直到经、史、子、集“四库”图书结构。乃至初露锋芒正快速走向未来的出版文化，正以大量产生发展着的胶片、磁带、光盘和数字化的网络媒介为标志，向我们昭示精神更丰富、思想更先进、媒介更多样、技术更完美、交流更迅速的繁荣景象。
一个民族的出版史，是其整个精神文化发展的文献记录和媒介标志。它沿着两条脉络演变和运行。一条脉络是精神内容或文化思想的脉络；另一条是物质技术或媒介载体的脉络。两条脉络循环交织，互动推进，相辅相成，构成活生生的传媒文化整体。出版文化是包含着精神内容和媒介载体技术的系统整体。离开文化整体，仅仅着眼于出版的物质技术，这种历史观缺乏活的灵魂。其片面性犹如一部机器，只能将文化切割分解，化为碎片，而难以将文化整合、组构、缔结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历史也被切割成片段，而无法有序地统一连贯起来。科学的历史观要求我们把事物看成一个整体，把历史看成一部古代、现代和未来相互连贯的通史。
二
中国的出版文化，内容丰富，历史悠久。“版”字，在甲骨文中写作“片”，是龟甲壳片或牛胛骨版的象形字。有时只用片字的一撇，表示一个甲骨片侧放时的形状，一片一片编联起来，从其侧面看，则像“册”的形状。刻写文字的竹木版片，有时也写作“板”。后来，在文字改进统一的过程中，人们用形声构字法造出“版”字。所以，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谓：“版，片也，从片反声。”段玉裁注释曰：“凡施于宫室器用者皆曰版。”而用于书写、刻字和教人解读的版，古称“牍”，段注为“书版”。总之，“版”是指在其表面刻写或勾画文字符号，记录和传播思想意义（内容）并可供人解牍释义的版片状媒介载体。
“出版”这个概念，中国古文献均用文人雅士的书面语，称“刻板”、“雕版”、“付梓”等。意为将文稿镌著于版，可供印行问世。查阅《四库全书》电子版，“出版”二字连写的，共有10处，基本上属于动宾词组，而不是一个词。如《老学庵笔记》卷六说：“有楠木版揭梁间，甚大，上写有李杜诗，笔亦雄劲，体杂颜柳，不知何人书墨，挺然出版上。”是指把文字出示在版上。又如《太平广记》卷三《甄异录》所记：“吏曰：‘命召君为主簿’，因出版置床前。”是指把版拿出来放在床前，晓示于人的意思。这“版”指的都是上面写或者刻有文字内容的版媒体。
白话文中的“出版”，作为一个词，其意义同于古文献中的“刻版”，“付梓”，“雕印”或“印行”等，包含有雕刻、书写、复印、装订、发行等行为内容。当是文人雅士的书面词语流行在民间刻书行业的俗语。也是版媒体随着雕刻印刷技术的发展，内容所指日益丰富多样，概念逐步泛化的结果。泛化并不都是不好的。在思维发展的过程中，概念的普泛化与窄狭化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思维方式。直接关系着内涵和外延的发展变化。内涵抽象提升的越高，概括力越强，外延则包容涵盖的事物越多。越能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相反，概念的狭化则可能流于钻牛角尖，概括的东西越来越少，以至于僵化衰竭。“出版”这个概念，从原初编写或刻制某种简单的版媒体，发展到现在对多种版媒体的审选编构及其一系列的印刷制作、经营和行销等工作过程，其概念所指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断演变进化的。
在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旧文献中，“出版”也写作“出板”。它的本义，可以广泛地理解为：把思想意义出示于“版”，直接供少数人阅读，或用各种技术和载体复制出多本来，供众人阅读。不论是在泥陶版、甲骨版、金石版、竹木版、胶版、磁版、屏幕版，或是缣帛与纸页的版面上，以文字图法表示意义者，都可以说是出版。因此，版是既可以出示于人，也可以收藏储存，还可以运载传输的人文媒体。它是人们交流思想的一种平台，一种有思维空间的平面。当然，出版业可以狭义地理解为：把用文字图法表示意义于其平面上的板或版，以多种方式公布出来。因为，版是可以抬出来、挂出来、贴出来、摆出来、抄出来、复印出来，将其内容公之于众人的文化公器。例如，“出榜”、出“布告”、出“露布”、出“板报”等等，都是把抄好、刻好或印好的文图版体，一面一面出示给大众，使人借以认字释义，阅读并交流思想的。古代所谓“榜示于通衢要路”，即出榜。“榜”与“板”，音同韵转，是方言中音韵变异的常有现象。如中原古音中“板”的an韵，在某些方言中读ang韵。据此推理，那么，民间俗语所说的“出榜”，也就是一种狭义的“出版”了。
三
“出版”一词，有人认为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因为中国清朝以前的古籍中尚未见到。历代朝臣与翰林学士们，对古书几经搜罗，修改、编纂、删削、销毁，留下来的文献著述，多用文人雅士词语，如“付梓”、“镌梓”、“镌碑”、“雕版”、“刊行”、“板印”、“印行”、“模勒”、“刻售”、“版行”之类，湮灭了民间俗话中的“出板”或“出版”。但雅言与俗语的内涵和外延大略相同。
元明时期，中日出版文化交流繁盛，中国雕版刻工，与印刷技术人员大量赴日，以雕版刊印书籍为生。日本官、商、僧、徒也大批来华，获赠与购买儒家典籍、道家和佛家经藏等书，同时学习雕板印刷技术。大约在16世纪前后，“出板”这一专业术语或行业俗语，就被中国赴日刻印工匠带入或由日本刻印工匠译入日本，流行于书籍的刊刻、刷印、发售乃至编纂行业。1756年的日本书籍中，记载有“出板”一词，（见《德川幕府时代书籍考——附关系事项及出版史》）还没有“出版”一词。谷登堡的铅字排版机械印制技术在1868年明治维新前后传入日本，“出板”变为“出版”。1869年即明治二年，日本政府首次颁布了《出版条例》。1893年公布为《出版法》。值得注意的是，日文“出版”二字，沿用的仍然是汉字，而不是假名。其发音也与汉语chuban十分相近，读作cubang，与闽浙人对“出版”的读音极似。我们为什么不能断定“出版”一词是日语的原创词呢？因为日语通常是谓语在后，书版从刻工手里出来，或书籍从版上印出来，按日语语法都不该说是“出版”的。
“出版”一词，与其包含的近代概念，究竟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返传”回到中国的呢？近十多年来，曾有两种说法。一是吉少甫先生1991年发表在《出版与发行研究》第5期上的《出版考（续）》一文中说，梁启超1899年在日本给他的《自由书》写序言时，首次讲到“出版”一词。梁援引西方名人名言的中译说法：“西儒弥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故以名吾书”。但是，这个“西儒弥勒”所讲的“出版自由”，特别是它的中译文字出处何在？何时问世？吉老先生未予查检。我想至少要早于梁氏援引的时间。二是王益先生1999年发表在《出版发行研究》第3期上的《出版再探源》一文中说，清末光绪举人，进步思想家，倡导“诗界革命”的黄遵宪曾奉命出使日本。因他不熟日语，在同日人交谈时，往往借助书写汉字来完成对话。1879年黄遵宪同日本学者鬼古省轩进行笔谈时，使用了“出版”一词。黄遵宪于1880~1887年写的《日本国志》，其中的《学术志》说：“明治五年，1872年仿西法设出版条例，著书者给以版权，许之专卖，于是士大夫多以著书谋利益者。”
四
逆历史顺序，再继续往前查阅一些资料。我们发现，“出版”一词在中国出版物中出现的时间要比上述两种说法更早，早半个世纪，早于明治维新之前35年。而且不一定是直接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报刊界常常讲到的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编辑序言中就两次使用了“出版”一词。
其中一段话是：“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
另一段话是：“本月刊现有广州与澳门的外国社会提供赞助，其出版是为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辞触怒他们，可有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编者偏向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又获悉外国人与地方当局关系的意义，编纂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并且希望最终取得成功。”
从笔者的口吻看，这位“编者”或“编纂者”，也就是该刊的创办人郭士立——一个为英国伦敦布道会在中国传教的普鲁士人。这位“编者”在1831年来到中国大陆城市广州，一面与外国商人合伙谋利，收集统计各种社会、经济信息。一面通过创办文化刊物编发文章，以西方普世文化的扩散性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封性。为此，郭士立不惜下苦功学习汉语。他还结交一位郭姓华侨，拜为义父，用华人姓名，穿中国服装，讲汉语用汉字，写得一手漂亮文章。通过贿赂地方官员，他竟突破了清廷不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刊的禁令，办起大陆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仍然是雕版印刷，装订成册。创刊号只印600册，后来几期印数略有增加。内容多连载麦都思撰写的《东西史记和合》，介绍世界历史知识。所发文章大讲各民族“本源为一”、“皆天主所生”、“万国当一家”。开辟地理专栏，讲述东南亚、南亚、欧洲等地理知识，还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与新的发明创造。该刊1834年5月一度休刊，1835年2月复刊，7月停刊，没有再复。共出版22期。这是鸦片战争之前，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惟一一份中文月刊。它所传入中国的“出版”一词，其概念显然不单指书籍的著译编辑与出版。而且似乎编辑者就等于出版人、创刊人。编者写的序，也就是刊物的出版宗旨、编辑方针、指导思想与文字风格。如此宽泛的概念，用“出版”一词来表达，郭士立到底是直接从西方词语意译出来的呢？还是通过日语“出板”借译而来？抑或是他从汉语中领悟而重新表述出来的？无法确切知道。我们也不必先去假设，再小心求证。语言学告诉我们：任何两种以上的语言在碰撞、交流或互译过程中，都有互动互补，转换生成新词语的功能。一个新的词语，见于文献的时间、地点、文本、字样，应该是必然中的偶然。可以不必看得太死，也不必过分争说哪个为“最”。文字词语能汇通交流各方的基本概念就行。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去研究编辑学，研究出版学，抑或是研究编辑出版学。
作者：王振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