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思想文化界中的人群进行分类的话，无外乎分两大类：一类是思想家，一类是学问家。思想家在意创造，学问家潜心于研究；思想家创造的是将来，学问家研究的是过去。
整体上要求锐意进取的年代容易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固步自封，意识上不思进取的学术氛围之中容易产生伟大的学问家。
中国哲学思想界的第一大高峰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不管是孔孟还是老庄，不管是韩非还是公孙龙，三教九流，各门各派，留下的都是让后世叹为观止的思想。至于学问，没有人研究过，因为前人的东西不值的他们去费脑筋，历史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创造。
韩非说得好：“今有构木钻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於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於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事如如此，思想学术亦如此。
纵观中国历史，明亡之后是产生学问家（即现在我们所称的国学大师）最多的时期，尤其是清代的“考据”学，简直成为一种风尚。为什么？因为人们只剩下研究前人的本事了，这个省劲，还显着自己有学问。至于创造，没人理会。即使是被人们称道的陈寅格、王国维等人也只不过在个人的道路上走了一小步而已。试想，没有对祖先的“搜刮”，康有为、梁启超在思想方面有什么东西？
到了现代，有时我更愿意毛泽东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那样的话冯友兰等人得惭愧的去自杀。至于已成为一门显学的钱钟书，除了能起到一个书橱的作用以外，他有什么东西？
现在的人们正在捉摸着如何把孔子重新树立起来，正在思考着把孔子文选摆到现代的书桌上。
可悲，连学问家都没有了，更谈不上思想。
作者：姜伯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