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类书是相对于官修大型类书及文人学者私撰类书而言的、由书坊编刊的一类书籍，产生于南宋，盛行于明清，主要供下层民众日常实用、道德教育，及文化娱乐之需要。由选材范围及性质来看，既有百科全书式的《事林广记》、《三台万用正宗》等，也有各种专门性的，如医书、农书、尺牍、律历、商书、善书、消遣娱乐书，等等。这些书籍在宋元以来的民间社会十分流行。
利用民间类书中资料研究明清小说，不仅可以进一步开拓明清小说研究的视野，更深入探讨民间文化及价值系统对于明清小说的影响，还可以更深刻、更充分地探讨明清小说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义。概而言之，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从民间类书中探索明清小说的素材。应该指出的是，此处所谓“素材”并非专指完整的故事或叙事性材料，因为除了少数民间类书，如专门辑录道德故事的类书以外，许多民间类书并无叙事的兴趣。因而这里所说的“素材”是指民间类书中辑录的当代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资料，这些资料往往作为特定背景素材被小说家所采录。如晚明《金瓶梅》、“三言二拍”、《警世阴阳梦》等小说广泛描写了明代社会法纪崩坏、吏治腐败的现实，以及贿赂公行、道德沦丧的世风，这些描写完全可以在万历年间余文台刊行的《万用正宗不求人》之类日用类书的“书启门类”中找到根据。“书启门类”中收录了众多诸如《干书谒贵》、《干人荐举》、《干求嘱托》等专门用于攀附权贵、夤缘钻营的书启活套，供人随时采用。这些供人日常实用的书启活套为明代小说创作背景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第一手资料。再如，明末清初许多世情小说如《金瓶梅》、《弁而钗》、《宜春香质》中都有关于男风现象的描写，这种艺术描写可以在《万宝全书》、《燕居笔记》等书中找到实证。以冯梦龙增编的《燕居笔记》为例，其卷五《雁鱼笺》编题“情札下”辑录了许多诸如《大友与小官问安书》、《小官奉契友书》、《结契书》、《小官答书》等男同性恋者之间的情书模板，供使用者采掇。男同性恋之间的情书活套被堂而皇之地纳入四民通用的民间类书，展示了向为礼法所不容的分桃之爱已经彻底市井化、普及化，这是明末世俗社会的一大特色，小说中的相关描写是有充分的现实依据的。
其次，明清小说中表现的许多思想观念可以在民间类书中找到根源。署名丘浚编纂的《故事雕龙》极力贬斥陈寿在《三国志》中帝魏退蜀的倾向，反映了民间社会对于三国历史上“正统之争”这一历史公案的一贯立场，因而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三国演义》中“尊刘贬曹”思想倾向的成因。再如道德故事类书《日记故事》卷五“辟邪类”有一则《举金还商》故事，讲述生活困顿的刘留基，拾取一商人丢失的大宗黄金后，等待失主，全部奉还，后来得到善报。故事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商人艰辛经营的理解与同情，带有鲜明的晚明时代色彩。类似的故事情调我们还可以在“三言二拍”等许多作品中读到。
同时，通过考察晚明实用性日用类书可以发现，日常生活取代了封建伦理纲常，而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知识，甚至是社会知识系统的核心。这种价值取向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趋向，与晚明世情小说《金瓶梅》等以描写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创作思想是息息相关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明代社会文化与小说创作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联，因为这些日用类书是当时士庶大众的生活指南。
第三，民间类书的编排体例还可为明清小说的文体研究开启新的思路。明清小说散文叙事中不时插入诗词韵语，行文方式韵散兼行，这也是明清小说最为突出的民族特色之一。对于这种叙事方式的成因，学术界一般归因于史传叙事模式和宋元“说话”艺术的影响，其实应将这一问题放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宋、元、明时《日记故事》、《金璧故事》等民间类书中的故事体制许多都是韵散兼行的，即在散文故事后附有韵文赞语。如《金璧故事》卷五有一则《维翰铸铁砚掇危科》所附诗：“青紫欲致身，业专志弥锐。铸砚喻庸俗，业易虽砚弊。岂惟示我坚，亦欲资破砺。果以磨不磷，襄然取高第。”
许多实用性日用类书也采用散文与歌诗相结合的方式传授知识，如元泰定本《事林广记》甲集的“历代门”，在概述每一朝代的兴替世系时，总是先作歌诀一首，然后加以散文形式的说明，如对西汉的介绍：“西汉高皇惠后文，景皇武帝邑王宣。元成继立哀平弱，孺子婴为莽始专。”
明清小说本质上是一种通俗文化形态，滋养其成长、发育的主要土壤是民间文化，宋元“说话”是一种口头艺术，宋元民间类书则是案头读本，因此谈论明清小说的叙述方式、文本体制，是不能忽视民间类书的影响的。
明清公案小说的结集方式可明显看出对日用类书体例的模仿。明代《妙锦万宝全书》等日用类书中的“体式门”在辑录诉状活套时，都是按照不同案件性质分类编排的，如：“土豪类”、“斗殴类”、“婚姻类”、“奸情类”、“户口类”、“钱债田产类”、“财本类”、“人命类”等等。而明清时许多公案小说如《皇明诸司公案》、《龙图公案》、《国朝名公神断祥刑公案》、《明镜公案》等也都是将互不连贯的折狱故事分类编排而成书的，从中不难看出民间类书的影响。
明清章回小说偶句标目的方式是在明代中叶以后逐步流行起来的，而元代的民间类书已经开始把前后两则故事的题目编为对偶句。如明万历刻本《金璧故事》就是用七言偶句编排而成的，我们仅以此书卷一之首所录四则故事的题目为例窥其体例之一斑：“春来欲寄梅花信”、“雪下谁吟柳絮诗”、“池草又生灵运梦”、“江莼曾动季鹰思”。元明时期用此种方法编辑的民间类书还有很多。而明代中叶后，不仅许多长篇章回小说采用偶句标目的方式，文人拟话本也追赶这种潮流。冯梦龙编著的“三言”的标目特点是：前后两篇作品尽管内容没有联系，但其标目却遥相对仗。如《喻世明言》卷一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卷二则为《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尽管我们尚不能断言明清章回小说标目方式与民间类书体例之间存在直接的承继关系，但它们之间的相似至少可以为我们研究明清章回小说的标目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民间类书与明清小说，无论是文化属性，还是反映的生活文化面都有共通性。民间类书是当代社会文化的忠实反映，如果说百科全书式的日用类书汇辑的主要是物质文化知识，那么诸如道德教育类书与娱乐性类书等收录的主要是精神文化资料。而明清小说则是对社会文化的综合则的、艺术化的反映。
作者：刘天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