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端着架势写一篇大文章。大文章里用到个小词，名曰“知道分子”，却不知道“知道分子”从何而来，便急急忙忙查资料。
这一查不要紧，原来它的发明者直指王朔。据说王朔在2000年写有一文，题目就叫《知道分子》。我从网上找来此文一读，果然有趣。他把那种“抄惯了别人的宏论”，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调侃一番挖苦一番之后，还嫌不尽兴，便在文章的末尾加了个“附注”，注云：写伟人传记的；为古籍校订注释的；所有丛书主编；所有“红学家”和自称鲁迅知己的，这些当然都是“知道分子”。次一等的他也没放过：好提自己念过多少年书的；死吹自己老师和老老师的；爱在文章里提他不认识的人和他刚看过的书的。最后，他干脆列出了“知道分子”的代表刊物和代表作，它们是《读书》和《管锥编》。
毫无疑问，“知道分子”在王朔那里是贬义词，但2002年之后，“知道分子”一经媒体征用，词义遂大改，词性也大变。资料表明，媒体的始作俑者应该是《新周刊》，该刊于2002年3月15日刊登“向知道分子致敬”之专题，不久又专辟“知道分子”栏目，并启动了“知道分子工作室”。2003年，《新周刊》评出“知道分子”的年度代表五位：主持《华山论剑》电视直播的清华大学美学教授王鲁湘、海湾战争期间在央视分析评论战事的张召忠、担任某著名电脑形象代言人的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的杨锦麟、《时事开讲》的曹景行。还是《新周刊》，其后的“知道分子”年度代表如下：2004年：吴思；2005年：王受之；2006年：李银河。与此同时，《新周刊》也开始行使“知道分子”的阐释权，它说：“知道分子”是对一个新的社会精英群体的指称。他们无所不知，到处发表高见，把自己的名声当做品牌经营，把知识当做资本投向市场，既向社会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也从社会获得回报。知道分子是从知识分子分化出来的，但没有知识分子那些迂气、酸气。他们通达灵活，善于合作，特别懂得如何处理头脑中的知识。显然，这个解释已颠覆了王朔的释义，“知道分子”得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不过，以上释义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媒体。在我看来，“知道分子”应该是大众传媒和视觉文化时代的产物。他们确实是从知识分子阵营中分化出来的，而恰恰是媒体固定了这种分化，知识分子因此也由“思想者”变成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行动者”。按照班达(JulienBenda)解释，传统知识分子是以“思”为其基本特征，以“忠实于理想”为其基本信念的一群人，这样一来，书斋很可能就是他们工作的唯一场所。然而，班达的观点却遭到了萨特的强烈批判。萨特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去征服、占领和使用大众传媒，应该为报纸写作，应该在广播或电视中发言。当然，他本人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左拉开创的知识分子新传统在他那里得以发扬光大。
这么说，萨特应该是西方“知道分子”的先驱？非也。萨特虽然深度介入了媒体，但他是为了更好地“向权势说真话”，而他那种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也确实在媒体上大放异彩。回头想一想我们这里的“知道分子”，他们似乎还缺少萨特的气节和豪情。所以，“知道分子”显然是具有中国风格的土特产。
但是，似乎也应该看到，“知道分子”的横空出世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当代走向惊人相似。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从左拉到萨特所树立的知识分子形象受到重创，结果知识分子纷纷“转业”，开始重新寻找和调整自己的位置。随后，描述知识分子的新称呼便不断出现。它们是：专业知识分子(福柯)、阐释者(鲍曼)、专业人士(萨义德)、电视知识分子(布迪厄)。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过十多年的积淀，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终于修成正果——他们变成了“知道分子”。这既是命名也是正名，同时还是合法拥有某种“象征资本”的标志。窃以为，这一称谓比福柯等人的说法更达意传神、更痛快淋漓，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呼之欲出。
分析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演变图，甚至分析“知识分子”由“褒”而“贬”或者“知道分子”由“贬”到“褒”，很可能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因为那里面隐藏着十多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变迁的诸多秘密，知识分子的心态、状态、姿态、生态等亦可从中窥其大概。只可惜，像这种博士论文之类的题目，让我这篇小文简直不知如何下手。
那就就此打住吧。想起英国的富里迪曾写有一书，名为《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要是搁到中国，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他们都当“知道分子”去了。
作者： 赵勇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
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