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一天，法学教授范忠信在杭州南湖边，以爬行的方式行进了一公里。一年前，这位法律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个人微博上公开打赌，预言“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赌输的代价是“罚自己爬行一公里”。（1月6日《北京青年报》）
法学教授范忠信有着相应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选择用“打赌”的方式介入公共事物，除了自己所说的“乐观”之外，更有学者单纯的理想化期待有关。变化是当下世界的关键词，若以美好的愿望代替实证研究，肯定会出现不那么美满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教授打赌践诺爬行”也给书宅中的学者提供了镜签。
范忠信说，“我就是希望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有所进步，希望这个制度尽可能变成现实。爬行也是一种谏言的愿望，以善良、温和的形式。”沿着这种逻辑前行，可以发现，“教授打赌践诺爬行”不仅仅具有“我是个讲信用的人”的私人性价值，更有着公共价值——希望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有所进步，希望这个制度尽快变成现实。这难道不正是社会的美好愿景吗？
从根本上说，“教授打赌践诺爬行”并不是单一的娱乐笑料，“爬行践诺”也并非唯一的看点，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民间对于改革期待的一种表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从更宽广的视野观察“教授打赌践诺爬行”带给我们的触动和反思，远比看客式的围观要好得多。
学者“打赌”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就“教授打赌践诺爬行”来说，社会应更多站在公共性的视野下理性审视，切忌用娱乐的心态来“消费”一位学者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朱四倍（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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