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核心
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奔腾而下，出潼关后与发源于陕西省华山之阳的洛水在河南巩义市交汇。
在黄河、洛水的许多传说中，最有影响的当是“河图洛书”。由其不仅产生了中国元典文化《周易》八卦和《尚书·洪范》，以至后来形成了“河洛”学。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史记·封禅书》又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由此可知，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河洛”既有地域上的意义，又有人文上的内涵。在地域概念上，历史上的“河洛”不仅仅指洛水与黄河交汇形成的夹角地带，而是泛指以洛阳、嵩山为中心的“河南”、“河内”、“河东”等广大地区。这片广袤的沃土是中华先民最早的繁衍生息之地，更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源头之地。
1、河洛地区孕育了华夏文明。中华民族号称是“炎黄子孙”，河洛地区是炎黄二帝诞生和活动的主要地区。《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少典是有熊（今河南新郑）的国君，后传位于黄帝，故《通鉴外纪》卷一引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黄帝时期河洛地区农牧业已相当发达，因而人口繁盛。据《世本》记载，黄帝的后裔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等作为部族首领在河洛地区形成了152个邦国，其后代有875个姓氏，包括了后代遍及全国各地的800多个大姓的百分之九十。
当辽阔洪荒的南苗、东夷、西戎、北胡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由于农牧生产的先进和手工业经济的发达，河洛地区的华夏人率先进入奴隶制社会，从而结束了社会的“部落”形态而形成了早期国家“酋邦”，进而又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夏王朝。大量确凿的考古资料已经证明，登封的告成就是夏的首都。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夏王朝的建立，创造了华夏国家最古老的原生形态，对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后，在河洛地区出现了更为成熟的文字、城市、礼制和青铜器，标志着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全新的阶段。
“禹都阳城”、“商都西亳”、“周都洛阳”之后，河洛地区文化更加发达。从史前传说时期到三代期间，河洛地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领域中诞生了一大批精英，如黄帝、夏禹、伊尹、傅说、姜尚、周公、老子、庄子、墨子、商鞅、子产、申不害、韩非、吴起、鬼谷子、苏秦、邓析、公孙衍等，形成了儒、道、法、兵、墨、名、纵横等诸多河洛文化流派，并产生了众多的各具特色的典籍，如《诗》、《书》、《易》、《礼》、《乐》、《春秋》等。这些典籍被后人尊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安身立命之“经”。河洛文化由此逐渐成为强势文化，在其辐射和影响下，“东夷”、“西戎”、“苗蛮”等文化也都很快华夏化。河洛文化东进而齐鲁文化兴，河洛文化南移而楚湘文化昌。
2、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河洛文化肇始于“河图洛书”。《周易·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凝结了古代先哲神秘的想象和超凡的智慧。至汉代，一些经学家用“河图洛书”敷衍解说《周易》和《尚书》，认为八卦和《周易》是伏羲和文王所演作，《洪范》九畴则是夏禹和箕子所为，二者皆出自天授，取法乎天，并进而形成了“阴阳五行”学说。“河图洛书”作为中国儒家经典之来源，蕴含着中国哲学最古老的原创思想和东方人高度的智慧，并由此生发出了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医学、天文、历算以及兵、刑、道、法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历史是永恒的，始建于晋穆帝永和四年的龙马负图寺，今天仍矗立在孟津县黄河南岸的雷河村。商承夏制，周承殷制。周代确立了以“敬天”“明德”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教化思想、以宗法为根本的国家政治制度、以礼乐为核心的社会规范等，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国家运行机制，影响了中国以后数千年。孔子盛赞周代典章文化“巍巍乎大哉”，“郁郁乎文哉”，实非虚言。
3、河洛文化代表了中华文化。产生于夏商、成熟于周、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于其后各代的“河洛文化”，既包括以农耕经济为中心形成的物质文明，也包括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心理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早期的河洛文化与当时其他地域文化如齐鲁、燕赵、秦晋、吴越、巴蜀、荆楚以及东夷、羌戎文化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正统性、源头性与传承不衰，同时它又是国都文化、政治文化，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逐步展开。在所确定的8个重点考察点中，除一个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外，其余7个古遗址全在河南境内并均在河洛地域的核心区———洛阳和郑州两地。这再一次向世人说明，河洛文化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形成和中华文明发展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河洛文化最使世人惊叹的显著特点是其文明久远且连续不断。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等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从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相互印证中，人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在河洛地区的发展脉络与走向。在世界文明古国中，起始于公元前2500年的有关记载或传说可以说比比皆是，但不幸的是，除中华文明之外，都出现了中断或消失，只有发源于黄河中下游的河洛文化连绵有致，相衔如环。河洛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辐射力、同化力以及它的根源性、厚重性、融合性等，充分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精宏和伟大，给人们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与研究不尽的课题。
河洛人文促生了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
人口的迁徙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1、河洛人不断南播
从汉代末年开始，由于战争、动乱和灾荒等原因，中原汉人不断向南方播迁，较大规模的就有七、八次之多。最有影响的有四次：西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黄巢举义，北宋的“靖康之变”以及明末至清的郑成功、康熙朝收复台湾。
周时，我国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已崛起。平王为避犬戎，迁都洛邑。草原文化哺育出的强悍民族在西晋时首开入主河洛之先河。晋永嘉五年匈奴人刘曜率兵攻入洛阳，俘怀帝。《晋书·慕容廆载记》：“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据史家推算，此次中原人南下大约有80万到100万人。
唐代的安史之乱，使北方大片的良田和城镇化为焦土，当时逃到南方的人更多。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将其说成又一次永嘉之乱：“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北人两次南渡，使得福建人口激增。漳、汀、泉、福、建五州最为典型。据《元和郡县图志》（卷36）记载，唐元和年间，上述五地人口户数分别为1343、2618、35571、19455和15410户。据《太平寰宇记》（卷100）所记，至宋太平兴国年间，分别增长至24007、24007、76581、94475和90492户。从中可以看出，最高增长17.7倍，最少增长2.1倍，平均增长7.9倍。
2、中原汉人南播后的河洛之思
中原板荡，狄夷交侵，晋人虽身在江东，但心在河洛，常怀故国之思。于是，在南方出现了两种有趣的现象。
一是民间以北方故地之名命新驻地之名。如到闽南的中原人把所在地的两条河分别起名为“晋江”和“洛阳江”，称在洛阳江上所修建之桥为洛阳桥，以时时怀念河洛故乡。宋代书法家、闽南仙游人蔡襄写有《洛阳桥记》，明崇祯十三年重修，郡守孙朝让所写重修记称：“迄今遵海而居，横江而渡者，悠然有小河洛之思焉。”
二是官方侨置州郡。偏安于东南的东晋以及其后南朝的统治者，为使聚族而居的南迁北方士人稳定生活，保持原籍贯，在其辖区内用北方地名设置侨州、郡、县。这样，一方面可以安置北方士族，使他们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持其封建特权。一方面借以缓和南北士族经济与政治上的矛盾。东晋初，侨州、郡、县均沿用北方原地名，《晋书·地理志》载：“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后以弘农人流寓于寻阳者，侨立弘农郡。”
河洛之思实是文化之思，是对中原故国故园的乡音、乡貌、乡情之眷恋。东晋王朝的建立，一切典章制度无不是西晋的翻版，即如生产、生活、饮食、起居、婚丧、交往也一如旧制。但南方毕竟是南方，除了自然山川之异外，语言之差异更使人们的交流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何“王化”、如何“固本”，是摆在仍带有莫名自高情绪的王公、门阀、士人面前的一个十分现实问题。侨置州郡只能使他们自我封闭，主动接触才是明智之举。大臣王导就力主北人学习吴语，南迁士族必须与江南士族联合相处。在其推动下，清醒后的东晋统治集团开始了兴学校，倡儒学，履仁爱，奖诚孝，号召有志之士立身敬业，勤于国事，戮力王室。在王导等人带领下，河洛文化之精蕴在东晋南朝得到了继承与弘扬。
3、光州固始———闽人永远的故乡
在北人开发南方中，固始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陈元光、王审知影响巨大和久远。
陈元光开发漳州。唐高宗总章二年，福建南部被称作蛮獠的土著人因土地与徭赋问题发生动乱。朝廷任命光州固始人陈政为朝议大夫兼岭南行军总管前往镇抚。陈政“刚果敢为，而谋猷克慎”（《云霄县志》），率府兵3600人，将吏123人，来到了八闽百粤交界之地。起初，土著人对唐官兵和北方人十分抵触。陈政之母魏氏是一位极富智慧且有胆略的女性，又率中原58姓数千军校前往支援。在其母子安抚与感召之下，屯驻云霄的朝廷军队很快就与周边土著人打成了一片。官兵一方面给他们送去生产工具，一方面向他们传授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当地的生产得到了发展。由是唐政府的威望在闽南得到了很大提高。陈政死后，唐王朝审时度势，任命其子陈元光为鹰扬将军代父领军。元光聪慧异常，足谋多智，励精图治，深孚众望，足迹所至，民咸从之。为使闽南有大的发展，陈元光上疏请求在闽南增设漳州建置。垂拱二年，唐政府准奏，并任命元光为首任刺史。之后，陈元光将北来将士与当地居民组织起来，屯耕结合，或辟荒为田，或斩荆植树，或耕渔相兼，使漳州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陈元光还实行了许多其他有利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措施，如招徕流民，给予土地，使其安居；轻赋免征，兴修水利，藏粮于民；减徭去役，鼓励桑织，通商惠工；兴学劝学，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剿抚并用，锄寇御患，强化治安等。在陈元光全力治理下，未及数年，云霄山下林果丰，九龙江畔稻蔬香，漳、泉一带不仅人丁繁衍，家家富庶，而且“方数千里无桴鼓之警”。陈元光死后被当地人尊为“开漳圣王”，各地建祠膜拜纪念。南宋时统治者加封其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在陈元光的家乡———河南固始县陈集村，现仍有保存完好的“陈将军祠”。
王审知建立闽国。唐光启元年，光州固始人王审知与其兄王潮一起奉母董氏随王绪军入漳州。王绪责王潮兄弟携母随军违犯军纪，命斩其母。诸将素惧王绪性猜忌，言行无常，即与王潮密谋擒杀王绪。后王潮任泉州刺史，景福二年攻入福州后又自称留后，据有泉汀五州之地，乾宁三年为威武军节度使。史载，当时随王潮入闽的固始姓氏，计有42姓，他们是谢、庄、林、黄、杨、王、方、许、郭、叶、高、廖、詹、孙、傅、韩、刘、李、郑、周、曾、吴、尤、施、余、颜、吕、龚、柯。乾宁四年王潮死后，王审知继任威武军节度使。审知素有军事才能，他统兵转战闽、浙，很快统一了八闽，势倾东南。后梁开平三年被封为闽王。王审知在位29年，期间，重视农耕，鼓励垦殖，保境安民，薄赋轻徭，使闽中一带社会大治。审知死后，其次子王延钧仍被封为闽王。王氏兄弟、父子先后经营福建50多年，在闽地社会生活全面汉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时和年丰，家给人足，从各方面给闽人带来了福祉。《旧五代史》于此称赞有加：“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闽国建立后，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庇护下，闽地生产发展，生活稳定。闽人敬重王审知，立祠而祀。
随王从固始入闽者有数万之众，这在很多家谱都记载。人间重乡情，“月是故乡明”，众多的闽台人心系固始，认同河洛，概源于此。审之家乡的人也感到十分自豪，固始县城东北分水亭乡王家寨村至今还存其故里。
4、汉人南播促生了闽粤赣客家民系
大批中原汉人的南迁，在中国南方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客家民系。寓居于赣南、闽西、岭南的客家人从河洛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如语言、习俗、宗亲、教育、伦理、礼仪等等，有的已历千载而至今沿袭如初。明末清初流向台湾的汉人大多是闽、粤沿海一带人，但移民中之大部分是由原河洛地区南迁的客家人。一项调查表明，闽南、台湾汉人中陈、林、黄、郑四大姓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故有“陈林半天下，郑黄排满街”之谚语流行。而且在这些大姓的族谱上，都明白无误地标明其祖先为河洛人。客家人来自中原，不言而喻，也包括今河南周边个别地区，但主要是河南，因而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客方言序》中非常肯定地说：“客家大抵来自河南”。
5、客家文化的核心是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在闽、赣、粤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生根和传播，由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历时跨度较长，且居住辽阔，又与各地土著民族杂处，因而所形成的“客家文化”也吸收了很多地方特色。要之，所谓客家文化，就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古越族和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文化，是从河洛文化母体中衍生出来的一种亚文化，其核心、精髓和根柢，还是河洛文化，如尊崇先祖，讲究郡望，重教尚礼、坚忍不拔、刻苦勤奋等。客家人后来又到了东南亚、欧美等世界各地，但他们无时不心系中原。至今有许多台湾人和侨居异国的客家人还自称为“河洛郎”，念念不忘“根在河洛”，不少有志之士怀着赤子之心，回到故乡的热土寻根问祖，投资兴业。
文化是有时空特征的，这种特征主要是随物质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差异而生成。客家文化除保留和弘扬了河洛文化的根性特质外，在融合各地优秀文化中，也不断地在演绎着、发展着、创造着。由于客家人四海创业，很注意与周边的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因而团结友邻、共生共进的意识相当强烈；由于客家人经常置身于异质文化的氛围中，因而很善于以宽博的人文关怀之胸襟推己及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由于客家人遍及世界各地和多处于我国东南沿海，因而尤具以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相结合的远大视野，能平和善处人类文明冲突等。客家文化和客家人这种新的特点和精神，有力地推动着中华文化和新一代客家人走向世界大舞台。
作者：扬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