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陈天哲和他的西安先锋公司在各大论坛发布“全国首届先锋作家作品书稿出版和剧本改编交易组委会征稿”启事，邀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主持交易。很多作者交纳了1600--3000元不等的交易费后发现上当受骗。陈忠实称自己也是不明就里被忽悠来的。(8月3日《南方都市报》)
与其说这是一起闹剧，不如说这是一起悲剧，是文人的悲剧，是文坛的悲剧，也是文学的悲剧；与其说这是陈忠实的丑闻，不如说这是一场集体性丑闻，晃悠其间的是各色人等。文学再一次被调戏，文人又一次被羞辱，这不能不让人黯然，甚至疼痛。然而，如果放置到高远的历史视野里，这并不是一次惊天的宏大叙事，只不过因为事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才格外引人注目。
早在若干年前，一些拙劣的骗局总是这样开头——你的小说得了大奖！尔后要你交纳数量不等的参赛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然而，骗子总能将骗局复制，并且屡试不爽，受骗者也总会迫不及待地咬住钓饵。试问，一个技术含量忒低的骗术，为何总能引来过江之鲫般的受骗者？也许在这个有着文学传统的国度里，钟爱缪斯的人太多了，多到一抓一大把的程度。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梦想靠文学出名的人太多了，通过参赛通过获奖，然后一举成名天下闻，这是多少文学青年生生不息的情结啊。当梦想照进现实，当理想变得灰色，当穷经皓首换来的仍是寂寞无名，任何的召唤，哪怕是骗局就可能成为他们的稻草。
当苏童的《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瞬间更加扬名立万时，不知道有多少地下文字工作者梦想着哪位导演能够将青眼投放到自己身上。沈阳一名喜欢写东西的普通工人，在北影门口苦等冯小刚，一天就吃一顿饭，胸前挂着的牌子上面写道：饿死也要找冯小刚给他剧本。因此，当“五家出版社、十家影视公司、三个省份的书商、一家专业的作家作品交易推广公司强强联手征集优秀小说和剧本。”这一魅力四射的钓饵甫出，自然应者云急、上钩者众。对此，我们又怎能过于嘲笑受骗者？
“你们反复来问这个事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要我把头割下来你们才相信吗？”面对网络的质疑和媒体的采访，陈忠实愤怒得有些失态，有点语无伦次。陈主席当然有理由愤怒，因为他也是被忽悠的，他无意之中扮演着“托”的角色。也许陈主席更有愤怒的是，当名学者、名专家将“走穴”当作赚取车马费的一种路径时，本已清苦的文人为何不能参加一些商业性会议，出席一些有红包可拿的沙龙？这是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有暴富的商人信手涂鸦了一些文字，然后自费出书，在新书座谈会上，应邀的一些名作家不是总爱煞有介事地大加礼赞，甚至不吝溢美之词，不乏肉麻之誉吗？陈忠实是不幸的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交易会是一个套，他成了一个可怜的套中人。
在一个商业为王的时代，太多的人成为奴仆，包括作家；在一个聒噪不安的时代，太多的人变得浮躁，当然也包括作家。于是，骗子把文学当作商机，“一招鲜，吃遍天”；于是，缪斯的信徒也不那么纯粹，胸中燃烧的是熊熊名利之火，是早日暴得大名的渴望；于是，作家，特别是名作家不再安于书斋，他们渴望将名望变现，也渴望将声明传播得更久远些，还渴望像明星一样拥有“粉丝”。泰戈尔说：“鸟翼上系上了黄金，鸟也就无法翱翔。”斯言不谬，问题的悲哀之处在于，在汹汹商业的侵袭之下，谁能抵抗名与利的诱惑？谁还能在象牙塔里坐怀不乱？谁还能将文学当作精神图腾？谁还甘愿为文学献身？谁还面对骚扰百毒不侵？
日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愤言：“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我宁愿相信朱大可的愤怒是对当前文坛、文学以及作家的失望。在市场化的滚滚浪潮面前，文坛毁誉参半，文学一地鸡毛，作家斯文扫地，对于这种尴尬的境遇，有人悲呼：“中国的文学死了！”笔者认为，这种落寞的心态是因为对文学抱有过高的心理预期。其实，文学本不该太神圣化，不该被神圣到万神之王的地步，如今的粗鄙化反而是一种反拨。毕竟，当整个社会道德机制近乎瘫痪，作家又何以安装道德防火墙？当商业大潮汹涌澎湃，作家又哪会心如止水，安若磐石？
一言以蔽之，这起文坛欺诈案，就是商业时代的文学悲剧，文学只是道具，每个当事人都是具有商业目的的商业人、经济人，都有着各自的盘算。因此，让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作家的归作家。让骗人者受到法律的惩处，让受骗者吃一堑长一智，让当“托”的作家在现实中学得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