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有不少成果，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政府官员缺少有分量的个案研究；二是对新政举措缺乏地方层面的实证考察。张海林先生的《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以详实的中英文史料、崭新的视角、缜密的论证方法对清末渐进主义改革派端方与晚清新政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从而为中国晚清新政和晚清地方官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作者摆脱了辛亥革命以来流行的人物传记两元对立的“革命史”或“运动史”的叙述和评价范式，力图将端方置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流变过程中去考察，并给出自己的评价，而不是困囿于现有的观点和结论。笔锋所及，新见叠现。比如，以往的清末新政研究者多把张之洞与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当作促使清廷推行新政的最初方案建议，作者通过史料考证，认为端方在陕西护抚任内时，早于张之洞就已经提出了他改造中国的方案《筹议变通政治折》，这对清廷的新政起到了推动引领作用。在比较张之洞与端方对待留学生态度异同时，作者以大量史料史实为基础，明确指出过去被人们认为是留学生提携者的张之洞对留学生恰恰秉执强烈的敌视态度，而一贯被人们视为留学生之敌的端方则比张氏温和得多，在当时他是以留学生保护人的形象为公众所接受的。留学生在遇到困难时往往寄望于端方的帮助和保护。在分析端方出洋考察宪政时，作者指出端方带队考察开创了国人考察和学习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科教文卫的新纪元，称道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像端方这样代表中央政府出访学习，途经十余国百余座城市，历时7个月，而归来后又感觉“西人胜我”甚多、出访甚有收获的事例实属第一次，而能将考察所得化为改革建议呈之最高当局以启动中国政治改革实践的更属绝无仅有。作者进而质疑以往史家备赞林、魏二人睁眼看世界而无视甚或敌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历史公正性。书中此类突破成见的论析不胜枚举，读来每每叫人击节叹赏，深思良久。
与清末大多数日趋昏庸愚蠢的满洲贵族不同的是，端方较早地摆脱了本属群体所固有的夜郎自大、惟我独尊的病态精神传统。他不仅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经济与军事不如他国，而且直截了当地承认中国政治制度落后于他国。他在所任职的省份大力推进具有渐进主义特征的改革，使得这些省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大大前进了一步。作者认为，端方对和谐、稳定、秩序、渐进等理念的追求倡导，对东西方制度文化的精当把握和理性取舍，对国内外民族矛盾的客观定位和主动调适，对新旧两派的调和折中，无不显示出他的卓越不凡。但作者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此处一般地评论，而是进一步向深处钻探，挖掘出如此这般的端方何以后来行迹不彰，知者不多。作者犀利地指出，作为活跃的渐进主义改革派官员的代表，端方在清末显然是一位引领潮流的人物，受到当时舆论的普遍推崇。然而，由于辛亥革命后反满共和革命学说成为青年一代流行话语，满人端方及其渐进主义改革举措在语境转移中走向了灰暗，从而淡出了正统或革命史家的视野，主张君主立宪和渐进改良且是满人的端方被人们遗忘甚至否定也就不足为怪了。
应该指出的是，《端方与清末新政》一书对1909年至1911年遭遇解职而蛰居北京的端方研究不够深入，而此时正是清末宪政出台的关键时刻，以宪政护航人自居的端方当会不甘寂寞，可惜作者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当然，一个被贬的总督可能不受舆论的关注，相关的材料也可能因人的下台而不予记录，然而作者对这一部分或这一时段的搜掘和解剖功夫显然也是不够的。端方与宪政的关系、与其他新政同盟人物的关系都值得作者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