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立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只有正确认识评价，才能在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世界”中提供有益借鉴
孔子创立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沿袭2500多年的历史上，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文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子“四治”思想，作为儒学的核心和精髓，不仅是中国宝贵的优秀文化，也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只有正确认识评价孔子的“四治”思想，才能在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世界”中提供有益的借鉴。
孔子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
提倡“仁治”。“仁治”是孔子“四治”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一书中讲到“仁”有104处，君子107处。人与仁的概念，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提倡“德治”。就是主张用“德治爱民”的思想治理国家。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指奉行德政者，人民就像群星环绕北极星那样，心悦诚服的接受统治。孔子的“德治”思想：一是要求统治者必须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削减苛捐杂税，使人民得到“宽、惠”。二是注重犯罪的经济原因，认为盗窃的发生在于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百姓得不到好处而为，主张富民、裕民，先富后教，反对“不教而杀”。
孔子的这种对庶民也要“齐之以礼”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周礼“礼不下庶人”和“折民惟刑”旧传统的重大修改和突破。三是“宽猛相济、德主刑辅”。孔子虽主张“德治”但从不否定刑罚等暴力作用，每当教化无效时，他也主张诉诸刑罚强制力。如“郑国多盗”，统治者出兵镇压，孔子称赞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提倡“礼治”。就是主张用“礼”的方式治理国家。孔子认为立身治国非有礼不可，在《论语》一书中有74处记载论礼。孔子说“为国以礼，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意思是礼是治理国家的法则，就像秤、绳墨、规矩一样的重要；不以“礼”治国就如没有耜（古代的农具，用于锄地）而要耕地一样。
孔子主张“礼治”，但不排斥“法治”，他认为“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治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这就是说，礼则重于教化劝善，“防患于未然”，而法则惩戒于后，测重于罚恶，两者各有不同的作用。
提倡人治。在治国的问题上，孔子很重视统治者个人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提出“为政在人”，这是从“德治、礼治”的结合中得出的必然逻辑。孔子认为，在“礼治”下，各级贵族都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个人的作用比较突出；而要实行“德治”，又必须以有德者能居高位为前提，否则便不能发挥道德感化的效果。因此，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认为，统治者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到国家“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礼记.中庸》）的兴衰问题，因而他不惜修正周礼的“亲亲”原则，要求“举贤才”，主张让非贵族出身的“贤才”也能参与国政。因此，提出了“为政在人”和“先有司，郝小过，举贤才”的主张。后人把这种主张叫做“人治”或“贤人政治”。
关于“人治”和“法治”问题
孔子虽主张“人治”，但他并不否定“法治”作用。一是对社会犯罪，他主张“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反思历史，笔者认为，“人治”与“法治”，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国家的统治秩序就没有保障；只有“法治”没有“人治”，“法治”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正确的“人治”是奠定“法治”的政治基础，“法治”是“人治”的具体体现，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这就是说要想通过法治实现统治，必须有一个严格的守法、执法队伍即“人治”。而真正的法治是与政治的民主相联系的，没有民主政治，法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建设“民主法治”，实行“依法治国”，防止社会不正常情况下的“人治”即“以人定法、以权压法”的历史悲剧重演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孔子提倡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在历经古代、近代血脉承继和修改完善后，已对中国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时隔2500年后的当代，仍保留着其它文化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孔子“四治”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创立的人类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产生了长久而深远影响，但却经受了历代不休的争议，褒贬不一。尊孔者将其奉为金科玉律，反对者视为绳索桎梏，时而捧上云端，时而打入地狱。誉者自誉，毁者自毁，分歧扰攘，史不绝书。他在历史上的美名和骂名是罕见的。在封建制度诞生初期，孔子思想以其保守迂阔之特点，见恶于诸侯，斥逐于新贵，非议于诸子，焚禁于秦皇，其政治厄运，无以复加。然而奇怪的是，秦始皇以残酷暴政由西向东统一了中国的政治，而孔子却以儒教“四治”自东向西统一了中国的思想。试想，一个能让历代中国人极力推崇、顶礼膜拜，让历代帝王不断加封追谥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是不会声名狼藉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不论是秦朝的“焚书坑儒”，还是“十年浩劫”中“批林批孔批大儒”，在历尽沧桑和洗礼之后，其思想继续闪烁着光芒。
当然，孔子学说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可能视为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因为，孔子创立“四治”思想的政治背景，是在诸侯争霸的西周末期，当时面临晋、齐、鲁交恶于北，楚、吴、越争雄于南，秦、晋、楚相逐于西，吴、楚合谋鲁于东的乱世更替社会中，距今2550多年；孔子攻读和整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时的生活环境，单说照明设备，何谈电灯电器，恐怕有否蜡烛油灯，亦不可得知。即使在如此简陋原始条件下“创办儒学”，孔子仍然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而用25个世纪后的现代科技文化包括手机电脑、宇宙飞船探究孔子思想，无异有着落后时代和消极的一面。
解放后，极左思潮特别是“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一概排斥，对孔学更是曲解谬释，以至于一些人用成见定势去看远远没有理解的文化遗产。历史是无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在历史的山峦丘壑中看，非但平民学者，就是毛泽东、鲁迅这些思想巨人，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些文化伟人曾是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又是继承者。例如，从小学过《论语》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研究是很透彻的。他在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我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还写过文章”。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孔子思想中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很好的继承学习，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孔子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总之，对孔子思想，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教育我们的后代很好地发杨民族优良传统。
2006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7周年纪念日，来自日本、朝鲜、法国、美国等近20个国家和港澳台的中外学者与祖国大陸各界代表在山东济宁和曲阜等地分别举行了隆重的国际孔子文化节和祭孔尊儒活动。并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大政方针，积极共建“与时偕进、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为实现“和谐中国、和谐世界”而努力。
因此，我们只有运用科学的历史唯物史观，才能对孔子思想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全面系统地承继这份民族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