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说》为清初钱塘（今杭州）王晫所作。王晫，字丹麓，《今世说》卷一“德行”篇中记述了作者自己的事情，并自我作注道：
王名晫，一字木庵，浙江钱塘人。好坐溪上听松，自称松溪子，见者称为松溪主人。喜读书，所交多一时贤豪长者。遇同好，辄谈论移日，或至信宿不厌；其他虽相对终日，卒不妄交一言，匪类故多恨之。平生重然诺，与人期，或允所请，不爽时刻。性不耐饮，复善愁，凡在六合之内，或有才士塗穷，佳人失所，每闻其事，辄为於邑，甚至累日减食，终身不见有喜色。
王丹麓仿效《世说新语》之体例，采录同时期文人名士之故事，而作《今世说》。在康熙癸亥仲春所作的序中，王晫自我陈述作此书的原因和目的道：
今朝廷右文，名贤辈出，阀阅才华，远胜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胜载。特未有如临川裒聚而表著之，天下后世，亦谁知此日风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予不敏，志此有年，上自廊庙缙绅，下及山泽隐逸，凡一言一行，有可采录，率猎收而类纪之；稾凡数易，历久乃成。
据此可知，王晫创作此书的重要动机是为了让同时代的名贤文士、廊庙缙绅、山泽隐逸，当然也包括作者自己，藉此而传。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它仍然有其价值，大家由此可以知道清初掌故与文风。
《今世说》自问世起，得到同时代人物的好评。同郡冯景香远所撰《今世说序》云：“亡何而今世说又成，见其包举群彦，言关至极；简秀韶润，胸无宿物；儁不伤道，而巧不累理。呜呼！直世说耳，何今之见哉！”同邑丁澎药园所撰《今世说序》曰：“几与世说并时矣。”这两位王丹麓的乡贤不约而同地将《今世说》与《世说新语》相提并论，嘉许其可与《世说新语》并驾齐驱。
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出于对因文人结社而导致明朝亡国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拨，对《今世说》存在不满和非议之处：“其中刻画摹拟，颇嫌太似，所称许亦多溢量；盖标榜声气之声，犹明代诗社余习也。至于载入己事，尤乖体例。”四库全书及其《总目提要》，因为其既定时期的权威性，很是影响了读者对《今世说》的接受。鲁迅对四库全书向来是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和认识，从不为之所拘束：“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鉴于此，鲁迅对四库馆臣不以为然的《今世说》，反而有其好感存焉。
鲁迅于1933年1月16日购买了《今世说》一部，并在其当日日记中作了明确记载：“下午往蟫隐庐买《花庵词选》《今世说》各一部，共一元六角。”鲁迅虽然于此时才购买《今世说》，但其对这一部书的阅读和使用要在更早之前。鲁迅出版于1923年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为“《世说新语》与其前后”，其中就已提起《今世说》：
至于《世说》一流，仿者尤众……至于清，又有……王晫作《今世说》……
此后，鲁迅在给许寿裳之长子许世瑛开列的中国文学系必读书目中，《今世说》赫然名列其中。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回忆鲁迅道：“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书单列了一些书目，有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丁福保《全上古……隋诗》、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刘义庆《世说新语》、王定保《唐摭言》、葛洪《抱朴子外篇》、王充《论衡》，书单最后一项为：“《今世说》王晫（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鲁迅共开列了十二本书，而王晫《今世说》名列其中，可见鲁迅对之重视的程度，是把它作为中国文学系学生必读书目之一来开列的，正如许寿裳所言：“虽仅寥寥几部，实在是初学文学者所必需翻阅之书，他的说解也简明扼要。”“他的说解也简明扼要”，可见鲁迅是深得《今世说》其中三昧的。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是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的，不久便改入中国文学系，由此可知，鲁迅的这份书单当开于1930年。
鲁迅之所以如此看重王晫《今世说》，是与他本人对《世说新语》的喜爱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正是缘于对《世说新语》的喜爱之情，鲁迅才对《世说新语》的仿效之作《今世说》产生喜爱之情。因为，《今世说》是《世说新语》之精神在清代的延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激赏《世说新语》道：“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世说新语》颇为魏晋文章之代表，魏晋风度之体现，而鲁迅对魏晋文章比较钟爱，尤其魏晋通脱、清俊的文风，鲁迅对之更是由衷赞叹。《今世说》作为《世说新语》的仿效之作，与其他《世说新语》仿效之作相比，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同类作品的通病，即“纂旧闻则别无颖异，述时事则伤于矫揉”，并且达到了“文笔亦颇简洁”的艺术水准。无论在体例的分目上，还是在文笔的简洁上，《今世说》是比较接近于《世说新语》之精神和文风的。出于对魏晋文章的欣赏之情，鲁迅自然对之厚爱有加了。
鲁迅在给许寿裳、曹靖华等友人信中多次提及自己“颇欲草中国文学史”之设想，因时间和精力的不够而不了了之。《今世说》对清初文人“德行”、“言语”、“品藻”、“容止”等多有记载，即以“文学”一目而言，对王士禛、毛奇龄、周亮工、钱谦益、邹祗谟、黄宗羲等人之籍贯、性情、交际、诗文多有记录。其中记吴兆骞道：“吴汉槎最耽书，一目数行。然短于视，每鼻端有墨，则是日读书必数寸矣。同学以此验其勤惰。”吴氏耽溺书籍的形象跃然纸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是撰写文学史至关重要而生动活泼的材料。由《今世说》可以洞悉“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它是我们获得当时历史氛围和历史感受、触摸当时文人心态的直接材料，也是一个文学史家走进历史、还原历史和阐释历史的原始材料；因为“名士习气”是清初时代精神之一种，直接构成了清初作家的精神背景。如若撰写中国文学史或清代文学史而不能够真切地感受和把握此种“名士习气”，是难以做到“知人论世”的，也是难以切近作家与文本之精神本质的。这大概也是鲁迅之所以重视《今世说》的另一个潜在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