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尚未完全恢复自由的张学良，看过《李宗仁回忆录》后，找到了撰写者唐德刚为自己写传，数次交谈后，欲成就一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7月版)。可惜世事难料，唐德刚与张学良的合作因故中断，因此留下的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本书源于唐德刚于1990年1月至5月间，在台北北投张学良寓所和亚都饭店先后录下的11盘录音带。在书中，时年九十的“少帅”闲说昔日风流，对自己短短的自由生涯作了颇有意味的回顾。张学良感慨道:“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要拉开一定的时空之后才能更加准确。由于本书内容有限，要想了解张学良的完整经历尚嫌不足，只能期待后来者能拾遗补缺了。
同为口述史，《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齐鲁书社2007年6月版)显然更加完善。
如果要为专业书评树立典范，近代史专家杨奎松的《开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可谓其中之一。本书是杨奎松对于中国近代史图书的阅读札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黄河青山》等近代史著作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评述。作者对于史料之熟悉，史事分析之透彻，史识之卓越，罕出其右。正如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所云，“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再加上中国近现代史，不仅空间距离拉不开，时间距离也拉不开，要想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时间上越近，政治上的掣肘和顾忌越多。不仅许多档案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很难无所顾忌地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直言不讳。”由此可见，要想书写和辨识近现代和当代史，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困难。专业的研究者尚且如此，对于读者来说就更需要一双质疑的眼睛。无疑，杨奎松先生以自己的疑为读者做出了表率，本书的另一种意义是，它为我们如何进入近现代史提供了借鉴。
时至今日，司马迁仍是史学家的榜样。他的《史记》在历史热的潮流下，成为了学者电视主讲的热门内容。继王立群等人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史记》学会名誉会长韩兆琦在北京电视台中华文明大讲堂“《史记》新读”的系列讲座图书《韩兆琦〈史记〉新读》(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7月版)以15万的首印量推出。韩兆琦认为，自己讲《史记》虽然也是讲人物，但特点在于秉承了《史记》纪传体的优势，从历史人物的命运切入，以人物为中心讲述历史。其次，讲述诸多历史人物不脱离司马迁的立场、观点与感情，使人们看到，在各个人物背后都有一个有着鲜活传奇人生的司马迁。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为何发展成了中日战争？日本为何在根本没有取胜把握的情况下与美国开战？是什么人“发明”了所谓全部战死的“玉碎”及自杀式的“特攻”战斗方式？美国投放原子弹是否不可避免？东京审判遗留了什么问题？围绕这五个主题，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于2005年8月至2006年10月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反省。《检证战争责任》(新华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一书对1928年至1945年由于日本引起的战争的原因、经过、结束，从八个不同的时段进行了分析，对各个时期的指导者、当权者是否有责任和责任的轻重进行了指名道姓的追究。书中使用了日本战后60年战争研究的最新资料，详细披露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内幕，还配发了《读卖新闻》的记者当年拍摄的100多幅历史图片。本书对于南京大屠杀一笔带过，对慰安妇、细菌战等只字未提，显然，对于日军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当今的日本人还没有勇气直接面对。
作为父亲，作家刘书宏显然具备足够的勇气，他让女儿刘真然(今年10岁)从小学退学，在家自己教育一段时间后把她送进了私塾。在《我还是希望你快乐》(刘书宏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父女俩经常一起探讨《金刚经》、《楞严经》等。不可否认，现行的教育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刘书宏的例子作为极端的个案有研究意义，显然，它不能推而广之。(张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