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三纲和五常之间会不会有难以割断的联系，使得人们难以继承五常抛弃三纲？
●杜维明：不一定。在西方，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概有1000多年，人们认为不通过教会不能得救。后来马丁?路德提出靠信仰照样可以得救，导致人们通过教会才能得救的信念动摇。五四以来，对儒家等级主义、权威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批评得已经非常充分。从事儒学研究的人，几乎没有例外，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是认同的。但必须知道，除了自由以外，还有正义和公义的问题。除了理性以外，还有同情的问题，即我们常说的恻隐之心。所以儒家的很多资源可以和西方启蒙思想相配套。西方常常讲普适的价值观，实际上自由是普适的，公义也是普适的，理性是普适的，恻隐之心也是普适的，权利是普适的，责任也是普适的，法是普适的，礼也是普适的，个人尊严是普适的，和谐的社会也是普适的。这些价值都有普适的一面，而且有些最好的价值还有矛盾，比如平等和自由矛盾，效率和公平矛盾。
现在中国有两个思想潮流，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新左派。新自由主义很突出自由和权利，新左派则突出平等和责任的问题。女性主义则突出团队的关系、同情和面向未来等。各个不同的思潮都有自己的特色。
希望政府和企业投入一些资金，专门培养文史哲的接班人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出现了祭孔、读经、建立国学院等现象，如此密集地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进行重新认识与推崇，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论。支持者说利于文化传承，批评者称商业味太浓。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杜维明：儒家在中国的发展，有人说是“国学热”，但总的说来我认为还是力量太薄弱，因为我们毕竟是从零开始。如果把日本对日本传统文化、美国对美国传统文化、法国对法国传统文化、韩国对韩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相比较，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就太糟了。太惨了，太惨了！太薄弱！我们必须考虑，怎么才能把民间社会很薄弱的儒家文化资源变厚。现在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影响社会的力量多半来自学术或知识领域之外，突出表现在超女、歌星影星等。真正的英雄似乎都是企业界领袖、歌星影星或者运动员。我很希望影星歌星运动员或者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们都能够有比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影星成龙热衷慈善事业，金庸的小说里有很多儒家文化的因素，但很多人对于宣扬传统文化并不是很自觉。
●●记者：现在，中国流行的观念是学习文史哲好像没什么出路，您也曾提过，教育最大的危险是滑入市场社会的危险。缺乏对年轻一代的儒学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加强？
●杜维明：市场经济是好的，我们担心的是市场社会。中国一旦滑入市场社会，所有人际关系包括婚姻都市场化了。中国人接触的价值领域太单一，过于突出政治经济，对文化不重视。比如中国的精英绝大多数愿意考理工或者医学，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认为学习文史哲好像没什么出路。就是学习社会科学的，也大多选择企业管理和外文。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不仅在大陆，就是在整个文化中国地区都比较少。现在大家应该有一种危机感，企业、政府、媒体要加大推动学习传统文化的力度。
希望政府和企业投入一些资金，专门培养文史哲的接班人。在美国，从事文史哲研究的大半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在文史哲研究中从事中国研究的，又是精英的精英。美国的大学校长，多半也是文史哲出身。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学术地位比商学院要高。只有文理学院才能授予哲学博士PHD，其他学院只能授予DR. 其他学院的学生要拿到PHD学位，必须跟文理学院合作。在日本，清流（人文学者）比较清苦，但社会地位极高。我很熟悉的一个日本学者冈田武彦，他的亲戚中企业家不少，他的薪水比他兄弟低得多，但他在他家里面最受尊重。另外，学术界的工作比较稳定，可以长期发展，比较容易得到满足感。比如医学外科手术，做上1000次，是非常乏味的重复劳动，没有多少创造性可言。所以医生多半会自己另外发展一些兴趣和爱好，或者是音乐或者是其他艺术等。（唐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