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酒后驾车名人榜”上，又多了一位名人——著名游泳运动员蒋丞稷（上海《青年报》8月12日）。酒后驾车，蒋丞稷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去年以来，仅媒体报道的便有十几起，如电视主持人毛威、影视演员吴京、乒坛老将孔令辉、笑星刘伟、围棋国手马晓春等。
也许，蒋丞稷只是一时之失。蒋丞稷说，“就一杯啤酒，为什么超标我也说不清楚。”蒋丞稷到底喝了几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酒后不能驾车，这是常识——对此，蒋丞稷应该能说得清楚。而作为名人，更有为社会树立榜样，带头遵守国家法律及相关道德的责任——对此责任，蒋丞稷也应该能说得清楚。
一切都是“温柔”惹的祸！对于这些名人，无论法律或者是公众，都显得太“温柔”。而这样的“温柔”，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名人的坏榜样行为。
2002年11月18日，香港著名歌手谢霆锋车祸顶包案，法院最终作出240小时社会服务的判决。这对于谢霆锋本人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对于其他香港名人来说，也是一面镜子。
对于名人“犯浑”，法律要敢于较真。与此同时，公众也应该施以道德的力量，甚至不惜“封杀”这些名人。一段时间以来，名人代言的问题广告频出。监管不力诚然是原因所在，事实上，公众也是造成问题广告泛滥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我们对问题明星太“温柔”，让其违法、违德成本太低，才让其肆无忌惮。
只有让名人为其劣行付出沉重的代价，才会给其他名人敲响警钟。也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名人频频做出坏榜样，才能让名人承担起社会标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