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遭歧视，受屈辱，是当今社会寻常事。不过，这些多是“台面下”和“背地里”的作为，到了场面上还是“关爱”、“维护”声一片的。想不到，现在居然有新闻报道公开把“打架斗殴”的标签贴到了农民工群体头上，好不令人惊诧。
8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三水警方公示“打架成本”，晓以利害，劝人消气，避免“暴力冲动”，发生打架斗殴案件。警方这样做，的确是“别出心裁，劝人消气”，效果不言而喻。其“劝告”的对象，应当面向大众、各界群体，而不应该单独对准某一个群体。遗憾的是，该报道却是这样介绍的：“白坭派出所岗头社区企业员工多为农民工，法制观念淡薄，不计违法后果，打架斗殴案件时有发生。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警方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打架成本’并予以公示。”“‘打架成本公示’受到了外来务工人员的认可。”这样的介绍等于向社会“广而告之”：农民工法制观念淡薄，不计违法后果，喜好打架斗殴。
如此一来，一条警方想方设法维护安定、构建和谐的正面报道，竟然变成了歧视和侮辱农民工的“广告”。问题的症结，是出在当地警方，还是出在媒体，值得追究和反思。
打架斗殴现象，哪里都不稀罕，肇事者既有当地人，也有外来工。作为国家公权机关——警方，怎么可以绝对地一面倒地把矛头指向农民工呢？对于农民工来说，城市里的空间本来就相当“困厄”，干最苦最累最脏最重的活，拿最低的劳动报酬，还要遭受欠薪的磨难，吃不像吃，睡不像睡，人不像人，警方再给他们贴上“打架斗殴”的标签，其精神压力何其大哉？这无异于宣布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意欲“驱逐出境”。
笔者曾在多个地方采访，情况恰恰相反，就打架斗殴而言，当地人作案远远多于外来工。这也是符合常识的，毕竟“人到生地三分怯”。胆小、怕事、逆来顺受，是中国农民的传统性格。农民工尽管受新气息熏染，有了些“神气”，但其“传统基因”不可能消褪干净。所以，对于出门在外混穷、谋生的农民工来说，其胆子一般都不如兔子，不被逼急是不会“咬人”的。而欺生、排外、歧视农民，则是小市民的“惯病”。这种“惯病”，跟农民工“水火不容”。目前，在一些城市，稀释和改良小市民意识，尚需时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农民工格外需要体恤和关照。作为政府部门、执法机关更该如此，而不应该像三水警方那样，以“小市民意识”，戴着“有色眼镜”歧视农民工，其结果只会与构建社会和谐的初衷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