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严庆澍，读者恐怕还比较陌生，但对他以笔名“唐人”撰写的《金陵春梦》一书，一定是很熟悉的。
1950年10月，香港《大公报》编辑发行的《新晚报》创刊，作为《大公报》记者的严庆澍被调到《新晚报》继续做编辑工作。《新晚报》曾连载宋乔撰写的《侍卫官杂记》，受到读者的欢迎，该报总编辑罗承勋考虑还应增加这方面的稿件。严庆澍在回忆此事的经过时说：“《新晚报》曾刊登《侍卫官杂记》小说，之后出版了单行本。作者宋乔写蒋介石的肤浅与无赖相当有趣，读者却有这么一个意见：蒋介石当真是这样浅薄可笑？为了说明蒋介石之所以成为蒋介石——连美国总统都曾为之头痛，《新晚报》总编辑以为最好再写一篇，在读者印象中塑造一个‘真正的蒋介石’。而且这种意见越来越多。这大概是由于当时全国解放为时未久，人们对蒋的‘厉害’记忆犹新之故吧？”罗承勋提出这个创作课题后，许多记者不敢承担这一重任。最后，罗总编把撰稿任务派给了严庆澍，并说“反正你有空儿，就这样了”。
说到写文章，香港《大公报》、《新晚报》真是好手如云，而这次撰稿任务落到自称是“附骥尾者”的严庆澍身上，可能有这样几个理由：他在蒋介石“发迹”的上海住过，到过抗日战争的前方，到过内战的前方，到过台湾。“对我来说，真是任务艰巨。对于那个人人皆知的角色，不比一般小说中的人物，可以‘虚构’；又不能仅凭资料去写，否则效果与催眠术无异”，严庆澍诚惶诚恐地说。
既然任务接下来了，严庆澍就抓紧时间搜集材料。他根据蒋介石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和有关蒋的传记，从“郑三发子”写起，一发不可收拾。在创作的过程中，他在许多章节写作费尽周折。蒋介石逛窑子尽人皆知，不写不成，因为这涉及到蒋的为人。但一下笔又困难不少，他不可能再找到蒋当年所逛的窑子。他在讲到当时的写作景况时说：“曹禺写《日出》可以找到场景，我写蒋的胡来就绝对找不到足以说明时空特征的场景。于是我到处搜求资料，找遍书店、书摊，却一无所得。最后在摩罗上街之下或摩罗下街之上的一个简陋狭小的旧货铺里，找到了一本薄薄的有光纸石印的楷书文言体《三十年歇浦沧桑录》。我已记不得作者和书店的名字。这是一本当年‘十里洋场’上海‘风月场中’怀旧兼导游的小册子，时间从清末到接近北伐。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正是这段时期。我大喜过望，以五毛钱‘高价’买了。小册子对上海妓院的分级、‘规矩’、陈设、‘制度’，乃至当时‘名妓’的花名、绰号与特征等等记载详尽，我就用来做这场戏的‘活动场景’了。”此文一见报，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如临其境，同时也写到“妓女”们的疾苦，使人落泪。
香港《新晚报》从1952年年中开始连载，每天一段，到1955年9月止，先后刊登了“郑三发子”、“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血肉长城”、“和谈前后”、“台湾风云”等。严庆澍的长篇连载一面世，就有人在香港报纸上造谣，说“《金陵春梦》是‘向壁虚构’的”，作者赚了不少稿费，私家汽车有两部之多，白天写稿晚间上舞厅，在舞厅上是“出血大户”（肯花钱的大阔佬）。其实，他只有一部“11号车”（两条腿），在巴士站苦候巴士时，有朋友邂逅便对他开玩笑：“你又在这里等你的两部私家车啦！”至于晚间去舞场做“出血大户”，他的夫人可以证明，他压根儿不会跳舞。
1955年底，严庆澍在《新晚报》上发表的长篇连载，在香港结集成册出版，并又多次再版。时任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先生在该书的“序”中说：“《金陵春梦》在报上刊登迄今，已经三年多了；不独港澳读者对这个连载极感兴趣，海外侨报也纷纷转载，数年于兹。唐人先生自己说：《金陵春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历史；他只是把蒋介石其人其事，像说书先生那样描绘而已。广大的读者们，则认为《金陵春梦》不但生动活泼，刻划入微；它的真实性，尤其值得推崇和信赖”。（ 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