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大陆新武侠”概念全面形成。纵向来说，它是承继武侠小说通俗文学而来的本土变体；横向来看，它与玄幻、恐怖、悬疑等等类型小说一起，构成了大众文化畅销阅读中的不同小门类，日益引起了批评界的重视。
任何一种小说的文体创新，都总是伴随着文体的过滤、净化与文体的交杂、扩张而并行前进的。文体的创新促进了文学类型的发展，但也同时会带来文学类型的混淆，前者使勇于创新的作家充满活力，而后者则使尝试创新的作家充满困惑。而在中国小说自远古以来的历史传统中，“小说”观念的淆乱，更带来了创作的“混类”而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而文体创新就在这中间得到发展。
2007年11月23日，由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四十余位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和两岸三地的知名武侠评论家、出版人与会。
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现任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的张浚生教授主持了会议，并与研究哲学的庞学铨教授探讨了金庸小说中的哲学境界问题，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金庸也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
对于一种文化现象，读者关心的不仅仅是它“是什么”，更是“为什么”。在“新武侠”小说中展现的奇丽故事之后，一代人的审美与道德持有也在悄然改变。
宋德令：武侠文学就是民族文学
张：一些人认为武侠文学正在衰落，您赞同这个看法吗？
宋德令：表面上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实际的现象，但是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武侠小说削弱了，所有的文字小说都符合这个现象，像哈利波特和金庸作品这样的畅销书是不可复制的。我觉得真正核心的问题是武侠小说何去何从，我们怎么去看待武侠小说的作用。
我在美国(断断续续)待了三十四年，深刻的理解到，对离开自己母文化的海外华人来说，武侠小说的意义非常重大。
从海外华人的角度看武侠小说，有时候会看得比较透一点，就晓得这个东西非常珍贵。武侠小说是我们独有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有这样的东西，我们这一代有责任去维护和发扬它。中国外汇储备超过一万亿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人会赚钱，但是你的文化呢，能代表你这个大众文化的是什么，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武侠小说几乎是唯一的答案。我觉得冯先生这个“武侠文学能代表民族文学”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会慢慢体现出它的价值。
张：金庸先生对自己作品的某些修改，引起了很多金庸迷的反对，您作为台湾的资深出版人，怎么看这个事情？
宋德令：我可以说是金庸的资深读者。金庸小说在1979年进到台湾之后，第一个版本是远景(台湾远景出版社)版；两三年之后是远流(台湾远流出版社)接手；后来远流又改了封面提价出来新版本；后来又有远流的精装版，那时要两万多(台币)；还有大陆冯其庸等先生出的评注版和这个评注版的繁体字版。这些版本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但我都有。
但是金庸的第三版(第三次修改版)，我觉得没有必要。对这个事情，我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在接受台湾一家媒体的访问时，我没有明确的表达这个态度，但是现在我觉得可以说一说。
陈墨是研究金庸几十年的学者，张纪中每一个金庸武侠剧的剧本都要交给他整理一下，他在剧组就说，看金庸小说要看原版，第三版不要看。我在美国遇到陈墨时，他说他对第三版没有感情，觉得不用去改的。
韩云波：武侠小说需要一个规范
张：您作为大陆新武侠的首倡者，觉得“新武侠”这个概念目前在学界有没有得到确认呢？
韩云波：我觉得大陆新武侠这个概念，还处在发展期，近年的讨论，包括这次会议，会有一个集中的研讨，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因为新武侠的成长期还较短，需要一个更长一点的时间进行自身的完善，我们不用急于去对它进行明确的学术上的规范，这样对新武侠的成长也不好。但是新武侠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学术界怎么看，它都在那里。
今天浙大中文系主任吴秀明教授说，现在提新武侠还不合适，应该还是后金庸时代，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在小说的故事还是技术上，这些新武侠作家都不能用“后金庸”这样的词来概括，像凤歌的思考、步非烟的想象，包括沧月的一些作品，都是不同于金庸古龙那个时代的。
张：您觉得大陆新武侠研究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韩云波：武侠小说首先需要一个规范。各行都有行业规范嘛，武侠小说应该也有个独立的评价体系，不能老是用一些既有的成见来套。现在这个规范，其实有很多学者也在努力建设，我想如果它能建设完成，将是武侠文学发展的一件大事。
林保淳：大陆新武侠应该新在文字之外
张：您对武侠文学当下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看的？
林保淳：说起武侠小说首先要谈的是文字的力量，在我们那个年代，别的娱乐方式不多，文字有很大的魅力，但现在这个社会，新的一代已经习惯于感受图像、动画等方式，文字的功能已经被削弱很多。
比如金庸小说在台湾解禁的时候，年轻人谈论的话题都会跟金庸有关，没看过(金庸作品)的人便无法打入这个圈子，所以阅读金庸的小说一时成为社会风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其实不只是武侠，其他类型的小说都一样。我觉得，文字的功能被削弱之后，武侠在别的地方得到了发展，比如影视和动漫。
张：就大陆新武侠而言，您是怎么看的？
林保淳：我觉得武侠要发展，必须要拓展武侠的边界。大陆新武侠不能只从文字上去想，仅仅是文字的翻新是不够的。我常对台湾的年轻作家说，你的思维不能只是文字性的思维，你应该去想你这个题材未来表现成为漫画、电影、游戏的可能性。
像大陆新武侠这个愿景——我觉得还是个愿景，能不能再造文字的风潮很难说，因为同样是利用文字创造和过去一样的东西是很艰难的，首先金庸这个高峰就无法超越。所以大陆新武侠应该新在它的构架上，不局限于文字，既然要新就要有很大的变革，整个的运作上应该是文化结构的运作，而不只是文字的翻新。
另外，武侠小说的娱乐性是最关键的，它以前能成功就在于它的强大娱乐性。
陈洪：新武侠和玄幻小说消解责任和道德
张：陈校长您好，您对大陆武侠发展的相关情况怎么看呢？
陈洪：(我对这个)了解到不是太多，但是也稍微地注意了一点。这样一个趋势，这么来说吧，一个是武侠的基本的读者群体转移到80后——现在到了90后——之后，读者不一样，对作品的需求、心理阅读期待上也并不一样，于是应运而生出现了一些新的作者。这些作者有的是纯粹的在做武侠，有的转去做玄幻了，我觉得玄幻和武侠是一种相似情节的平移，也是要写幻想世界，也是要写一种虚拟的英雄。
玄幻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又回到了蜀山。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有一种社会的阅读心理在。比如唐诗写得很好，但是到了宋诗整个的风格就全变了，是不是说就是李白杜甫的东西不好呢？也不是，社会阅读心理就是这样，有这个规律在。所以金庸之后就转到“类蜀山”上去了。这个现象打有这个时代鲜明的印记，这个印记很大程度上和80后、90后这一代人有关，又和后现代思潮有关。
具体来说，就是两个消解：第一消解责任，第二消解道德。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这样，我读的不多，但读的也不是太少，有一部分，在基本支撑点上，也还是有一个很明确的道德指向和责任感，但是也为数有不太少的，比较强调一种个性的生存，而把道德和责任放到一边。（来源：信息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