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溢着浓浓人文色彩的我国第一个法定的端午节，我有幸拜访了人文大家季羡林。
“先生，杨佳老师来了！”随着季先生秘书杨锐老师一声清脆的通报，我于下午四点走进了解放军总医院403房间。季先生端坐在桌旁，他一边答应着，一边同我握手，热情地招呼我“坐”。我便挨着他坐下。季先生每天笔耕不辍，短短6年里，这张书桌就催生了“病榻杂记”等颇具影响的好书，整理出了30集的《季羡林全集》。
两个故事“我给你讲两个眼睛不好的故事。”仿佛有他心通，我刚刚坐下，就听季先生清了清嗓子说道。“一个是爱罗先珂。知道这个人吧？”他突然反问道。“鲁迅的朋友。他是俄罗斯的贵族，十月革命时给赶出来了，跑到了咱们中国的哈尔滨，后来又到了日本，就这么转了一圈儿。鲁迅认识他时已经比较晚了。鲁迅帮助他搞了一个爱罗先珂童话集。他眼睛看不见，照样写东西。他写东西不是用盲文，而是找一个人给记录，就写了一本童话集。”接下来的这席话可以说是季羡林论盲人写作。“爱罗先珂写了一本童话集。他眼睛不好，看不见，可他的思维是清楚的呀。写童话跟写小说不一样——眼睛看不见，小说没法写；可童话能写，不用眼睛也能写童话。童话就是把脑子里想象的东西写出来。”
季先生一口气又引出了另一个人:“还有一位眼睛不好的，这是我在德国哥廷根时，教比较语言学的教授——克劳德(CLAUDE)。”
他告诉我说:“比较语言学在德国社科学里是非常困难的一门学问，他这人会十几种语言。有了这个基础你才能讲比较语言。”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可克劳德呢，眼睛看不见。要上课了，两个小时。那怎么办呢？他看不了稿子，就在上课前跟着讲稿念两个小时。这个人的记忆力跟照相机一样:你给他念一遍两小时，只要把板书写出来，他就能站在讲台上两个小时滔滔不绝，一字不差。这就叫本领！”他的话语里透着对该教授的无比尊敬。我笑了。听季先生讲故事如同我在来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在听单田方说三国一样，声音铿锵有力，抑扬顿挫，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下面这席话可以说是季羡林论盲人教学:克劳德教授的课何以上得那么棒？他分析道，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来是“他有天分，是个天才”，“他有个特点，他的脑子就像照相机一样”；二是来自“后天的训练有素”。
紧接着，季先生道出了他讲故事的真正用意:“以上这些经验表明:眼睛看不见，影响是有的，但并不大。关键就看你自己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见面不到十分钟，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了季先生真不愧为伟大的教育家，他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我是一位特殊的听众:中途失明，但始终未离开我热爱的大学讲台。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学的是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读的正是语言学专业，师从“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李佩先生。2001年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的外国盲人学生。回国后在中科院研究生院首开《经济全球化》和《沟通艺术》课。
盲人自强不息的事迹我听过不少，但季先生讲的这两个故事令人耳目一新。季先生本人也曾勇敢面对白内障带来的诸多挑战，两度在同仁医院接受手术。我读过他的那篇题为《大放光明》的散文，文章生动记录了他手术前后的强烈感受，特别是他在手术后恢复视力后的狂喜。季先生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工作，询问我新开了哪些课。得知十多年来一直是我父亲带着我到学校去上课时，他建议道:“你要有一个助手，一个过得硬的助手，这样就能长期地帮助你，从而保证出行和信息上的无障碍。”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交谈中，除了有一次提到过盲文外，季先生再也没有使用过“盲”字，如同作家刘恒当年写我的那篇“小杨教书”一样，体现出讲述者极富爱心和平等的人文情怀。
此次见面给了我一个亲耳聆听长者谈人生的好机会。他语重心长地说:“所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不承认没用，它已经发生了。而且我认为: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人生就是:承认事实，不安于事实。不怨天，不尤人。珍惜眼前，并尽量加以改善。”他一语中的:“承认现实，不安于现实——这是人生态度。”我陷入了沉思:显然，这话是先生专门针对我说的。他对我充满信心，叮嘱再三:“你不要矛盾。你能工作。没问题。”这话也是他针对极不寻常的2008年的中国说的。我不由得想起了正在举行的高考四川的作文题《坚强》，想到了情系灾区的季先生慷慨解囊，当即捐出20万元。作为奥组委志愿者培训工作的专家顾问，我同时感受到这话也是他对北京奥运的深刻阐述，因为“超越自我”是每个运动员实现冠军梦的法宝，奥运会的目标是“更快、更高、更强，”残奥会的宗旨更是“精神寓于运动。”
当然，这一席话更是先生一生写照。这位当代学界泰斗“文革”中被打入牛棚，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但他不怨天尤人，依然孜孜以求，在无法从事研究的岁月里，倾注十年心血翻译了洋洋300万字的印度国宝级史诗《罗摩衍那》。就在我去拜访先生的两天前，印度外长专程来京亲自为他颁发了“莲花奖”，对他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在印度古代语言学、原始佛教语言、土火罗语语义、梵文文学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表达了最崇高的敬意。这位融民族意志、个人意志于一身的大家，其毅力、才智和人格魅力恰似他喜爱的英国作家吉卜林在那首诗《假如》中所表达的那样:“假如你饱经沧桑，历经坎坷，依然不屈不挠、不卑不亢，你不愧为我的儿子！”
“杨佳小友”
季先生和我姥姥是同龄人。不同的是，这位比北大红楼历史还要悠久的燕园教授一生以书为伴、以书会友。他著作等身，在海淀图书城，季先生的书就不下100多种。在北大，他的藏书首屈一指。他在《我的书斋》一文中就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修得天眼通和天耳通，从而可以同他那些藏书对话。即便在这间病房，书香依旧:墙上挂有“学贯中西”等书法作品。房间正中央是那张书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一个大书橱。
秘书取来了书。一本是《季羡林自传》，一本是《季羡林序跋集》。先生告诉我:“是新出的。”他兴致勃勃地为我签名。一边签名，一边风趣地对我说:“对不起，我都快一百岁了，所以叫你‘小友’。”‘小友’一词分量不轻。杨锐老师在一旁说:“一般还不称‘小友’呢！”
我受宠若惊。先生送我两本书，均写着:“杨佳小友”。我读过先生的文章，他在描述他接触的一些青年学子时说:“我认为他们是我的小友，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来越深，几乎可以同我的年龄成正比。他们朝气蓬勃，前程似锦。我发现他们是动脑筋的一代，他们思考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淳朴，直爽，处处感动着我。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们祖国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们身上”。
难忘的一幕照相时，他忽然冲着我说:“笑！笑！下命令——笑！”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杨锐老师当即按下快门。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中间有护士进来送过一次药。我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第二次握手，他对我说:“很高兴。”
我走出季先生的房间。走廊里静悄悄。杨锐老师送我到电梯口。乘电梯时，我的耳边依然回荡着季先生那爽朗的笑声和他那极富节奏感的话语。
我愿意永远永远听季先生讲故事。
我愿意永远永远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