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芳，一个33岁的未婚女人。她和公司老总温大为一起资助了江西宁都25名贫困生。在温大为资金遇到困难欲退出时，她决定独自承担资助。为此已升到副总位子的她写信敲诈北京6家医院120名医生。（见8月14日《京华时报》）
敲诈无疑是与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相背离的，为此于洪芳也受到了入狱十个月的严厉惩处。但她这种违法举动却是为了去达成一项善举——资助贫困学生上学。于洪芳的所作所为在这里陷入了一种次道德的困境：经济状况不如意时，好心的助学者竟然要通过敲诈去表达爱心。这样的次道德无疑是一种痛，深深地凸显出其中隐藏的民间助学的无奈与艰辛。
民间助学难，个人助学尤其难，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起敲诈为助学的事件虽属极端，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民间助学的现状。当势单力薄的“于洪芳们”由于不可抗拒因素无法再承担助学重任时，一般只有两条路径供他们选择：一条是放弃，但这往往是他们内心无法承受之重。另一条是通过其它非道德甚至有违法规的手段去获取金钱，以继行善举。可这又是以自我道德的沉沦和他人利益的被掠夺为代价，也不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于洪芳的次道德事件只不过是为这种无奈的选择再次添上真实的一笔注脚而已。
于洪芳敲诈为助学的的次道德之举，暴露出的实际是一种源自现行助学体制的痛。目前，一个由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措施构成的官方助学体系正在建立和完善。但随着近年高校的连续扩招，贫困生的资助与受助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政府助学的重点是“最贫困生”，大量处于“盲区”的“次贫困生”的助学资助就需要民间助学力量来完成。而民间的助学组织并未与官方的助学体制结合或相融，所以它们既力量有限又不具备风险规避能力。在某些反向外力的作用下，孤军奋战的民间助学就很容易陷入困局与歧路。近年来，这种体制之痛已经被除于洪芳外的诸多事实所印证，譬如“希望老人”江诗信之死；譬如天津白方礼90高龄尚需蹬三轮车来资助大学生；又譬如歌手众飞为助学负债累累以至重病无钱医治。
要消饵这种体制之痛，破解民间助学困局，须双管直下。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和完善教育体制的改革。仅靠几个江诗信、白芳礼、丛飞和于洪芳显然不能解决助学问题。教育部门有义务在多方调查和权衡的基础上对现行助学体制进行变革。让个人助学和官方助学体系相结合，形成力量强大的全社会助学体系，修正此前两者彼此分离时的不足和欠缺。另一方面也希望更多的民间救助者参与其中，形成合力，从根本上理顺教育的公益性质，从微观上弥补官方助学体制的“不及”与“无力”。
于洪芳敲诈为助学的次道德是一种痛，但这又不全是她个人的错。把过多的指责投向她显然是残忍和不道德的。我们的现行助学体系是否还有不完备的地方，以至于人们需要借助敲诈的方式去助学？如何将个人助学和官方助学体系有机结合，进而催生更大的爱心力量——这才是我们在反省于洪芳次道德事件时应理性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