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接受语文老师的启蒙教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全是在明清时代得到出版发行。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写小说的，都不能称呼为“作家”，充其量也就是类似郭德纲一样的文艺工作者，供人茶余饭后权作谈资而已。中国传统文学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儒家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诗词歌赋，对于小说，封建御用文人出于维护阶级统治的目的，污蔑她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乃引车卖浆之徒之所操”，即上不得台面的下里巴人。
但小说的生命力是顽强的，获得上至名士鸿儒下至贩夫走卒的广泛喜爱，由此而来派生出戏剧、评书、评话、快板、评弹等一系列的文艺衍生物，为她的推广和普及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小说虽然获得了轰动效应，但作者却未必高兴，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承认，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把一肚子的牢骚寄托在自己的如椽大笔上----借古讽今。四大名著中，我最喜欢的《水浒传》是最愤青的，曾令朱元璋龙颜大怒，所以数度被查封追缴，她的作者是否确定是施耐庵，至今还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西游记》也有影射成份，但篇幅不多，而且假托神怪小说，比较容易蒙混过关；《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前者基本接近史实，统治阶级无从下手，后者涉及言情小说，而且文字相当阳春白雪，因此这两本书幸运地躲过一劫。
在《西游记》中，有三个小故事，分别影射了明代两个皇帝、一个权奸。这三个小故事按照出场次序分别是：比丘国、灭法国和玉华县，而暗喻的三人分别是嘉靖皇帝朱厚熜、明太祖朱元璋、青词“宰相”严嵩。
这三个故事里，由于灭法国的线索最明显，我首先开篇说明；而比丘国和玉华县分别比喻了嘉靖和他的弄臣严嵩，下回我们结合起来一起评述。
放牛娃朱元璋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草根开国皇帝，他当过和尚，讨过饭，当过造反小头目。当他顺利扫清暴元和其他竞争者以后，富贵显达了，变得非常不愿意面对过去，这正是列代封建帝王可以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阴暗一面。明朝开国元勋中，除了汤和等寥寥几人幸免于难，大多数人都不得善终：徐达发背痈吃蒸鹅而死；常遇春病故早亡，躲过一劫；刘伯温据说被胡惟庸授令毒死；但胡惟庸自己也没有得意多久，不久就被主子以“擅权植党”、“枉法诬贤”的罪名处死，遭受牵连者多达三万余人，朱元璋甚至在胡死后十年，还给他安插了一个“通倭谋反”的十恶不赦罪名，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胡惟庸案”。胡的死，造成了终明朝一代没有宰相一职，从此自秦汉以来建立的宰相制度，在此宣告寿终正寝，明朝以后的清朝，只有口称“奴才”的所谓“大学士”而没有铁骨铮铮为民请命的魏征、文天祥等宰相，不得不说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胡惟庸死了没多久，又爆发了“蓝玉案”，胡案是对文官下手，蓝案可是对武将动刀。作为开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战功显赫的凉国公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起来，恰好此时朱元璋年仅三十八岁的太子朱标病故身亡，为了避免自己死后，年幼的皇孙朱允炆被能臣宿将欺负，上演北宋“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翻版，朱元璋不得不对大将军蓝玉下手，为自己的孙子扫清障碍。蓝玉“谋反”案涉及人数也不少，一万五千人。胡蓝二案一出，整个开国元勋体系，竟然十去其九，以至于后来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夺自己侄子的江山，建文帝朱允炆纵观文武百官，竟无可用之帅去率兵抵挡，兵败后不知所踪，至今其下落仍是个谜。朱元璋原本想巩固孙子的江山，不料却间接将接班人建文帝送上不归路，想必起朱洪武于地下，也当哀叹自己苦心经营却适得其反，实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罢？
朱元璋由于其极度自卑的心理，对于“僧”、“贼”、“光”、“秃”等挖苦他过去历史疮疤的字眼，变得相当敏感，因此明初的文字狱绝不比清康乾年间逊色：这场始于洪武十七年，终于洪武二十九年的长达13年的黑暗岁月，受害者不下数十万，明朝初期优秀的知识分子，因“文字狱”一案，几乎为之一空！
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到后来，越来越变本加厉，只要是上述字的同音字，都认为是通假字，居心叵测罪不容诛。于是说“为世作则（贼）”的杭州人徐一夔教授挂了；说“圣德作则（贼）”的马屁大王孟清也挂了；说“睿性生（僧）知”的常州教育局局长蒋镇挂了；说“作则（贼）垂宪”的浙江教育厅主任林元亮也挂了。更离奇的是，说“体乾法坤”是暗示“发髡”，秃子就是和尚，杀！说“拜望青门”就是站在和尚庙门口发呆，杀！“遥瞻帝扉（非）”不是恭敬地瞻仰皇宫大门，而是看热闹，八卦皇帝的是非，杀！“天下有道”就是“天下有盗”，杀！……如果冯小刚生活在那个时代，“天下无贼”是一句善祷祝福的话还是故意揭露皇帝阴私？估计很难猜测这个喜怒无常的皇帝的心理。
同样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灭法国的经历，就是暗示了朱元璋的残暴和无知。吴承恩大笔轻挥，能够直言不讳地借观音之口说：“那国王前生那世里结下冤仇，今世里无端造罪……要杀一万个和尚……如今杀了九千九百九十六个，只缺四个就功德圆满。”
观音这么说，自然是吴承恩在影射和挖苦朱元璋的杀人无数以及大兴文字狱，吴承恩生活在明嘉靖万历年间，清楚地知道大明开国皇帝的一切功过，他痛恨朱元璋为了一己私欲滥杀无辜，但一来事情已经发生，二来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也不敢公开叫板，为死去的士子申冤。第三，在他内心，他还是承认朱元璋的平定乱世功绩，认为应该从两方面看待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灭法国的故事相当短，而且多数情节是孙悟空四人和赵寡妇客栈的老板娘打情骂俏，说一些无聊市侩的话题，真正和国王的对话交锋，也只不过是不到区区一千字。而故事的解决办法，也无非是孙悟空剃光了灭法国所有大小官员的头，国王认罪服输而已----他也只能如此，不能再有大的动作。
吴承恩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虽然挖苦了朱元璋，但不敢过于刻薄和露骨，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和扩大书籍的销售量，他给自己留了一手。在小说中这一节，我们可以处处看见他维护明朝统治阶级的语句。且看：
行者道：“虽是国王无道杀僧，却倒是个真命天子，城头上有祥光喜气。”
行者（对国王）道：“你把关文换了，送我们出城，保你皇图永固，福寿长臻。”
由此看来，吴承恩对朱元璋的评价，恐怕是三七开，这个评价，和建国后国内史学家的评论大抵吻合，可见吴承恩的政治嗅觉还是相当敏锐，观察眼光也十分到位。
最有趣的是，当国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倒换关文后，求唐三藏更改国名。这一点，对于封建社会来讲，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般的皇帝能换个年号就不错了，焉能挪动立国之本？唐僧没发言，倒是孙悟空跳过领导抢答了：
行者道：“陛下‘法国’一名甚好，但只‘灭’字不通；自经我过，可改名‘钦法国’，管教你海宴河清千代胜，风调雨顺万方安。”
孙悟空为什么能跳过唐僧回答，这一点大违他的本性，其实，那只是吴承恩的转笔：唐僧是实实在在的人物，他有父母血缘关系，自然不能说无法无天的话语；而孙悟空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太岁，无父无母，既然可以大闹天宫，同样也可以说出“大逆不道”的建议来。事实上，吴承恩的本意不在于更改国名，而是希望统治阶级改变对百姓的政策，不要压迫民生，改镇压性质的“灭”为招安性质的“钦”。这个建议，唐僧不能说，八戒也不能说，沙僧和龙马也不能说，因为他们都是天宫官僚体系的降职人员，说了也无效，唯一能说出来的，也只有昔日的大造反头子孙悟空。
吴承恩的一厢情愿在嘉靖死后，竟然得到了实现！嘉靖虽然昏庸，但多少还关心国家大事，他的孙子万历皇帝就不一样了，首辅大臣张居正一死，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约束他，于是万历顿时从初期的勤政敬业变成不理世事，能够二十多年如一日不上朝！整天混在一帮女人当中消磨岁月，把“灭”和“钦”全部抛诸脑后！吴承恩的美好愿望“海宴河清”，在万历死了24年后，随着李闯的造反、末代皇帝崇祯的上吊、吴三桂勾结清兵的入关，最终变成一场春梦！
灭法国的故事告诉我们：
1，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一味讳疾忌医回避现实是不可取的，能够袒露心襟，才是响当当的大好男儿。
2，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要分场合看对象，对待革命同志自然不妨，但若是遇见小人，还是不说为妙。
作者：填下乌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