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农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迅速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发源于农村、服务于农民的各种“草根文化”在全国呈现燎原之势。“草根文化”贴近农村生活实际，深受农民欢迎，成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有益补充，也成为我国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记者在各地采访发现，目前农村“草根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三大亮点。
新形式：自办文化自娱自乐 “草根文化”如野草繁茂
2008年元旦期间，江西省修水县港口镇洞下村的祠堂里，演出了宁河戏《宝莲灯·劈石救母》。有意思的是，在这出传统戏的舞台上，使用了城市大剧院用的追光灯。古老的戏曲唱腔婉转，让人陶醉，以前从未见过的追光灯也让村民们极为好奇：灯追着舞台上的演员，观众的眼睛追着灯……村民们骄傲地告诉记者，给村里带来这份热闹的，不是城里来的大剧团，而是该村卢美华、张九龄等8名农民自己办的剧团。
农民自办文化自娱自乐———洞下村的情景，只是全国各地农村文化的一个剪影。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各级文化部门采取不同形式“送文化下乡”，为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农民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蜻蜓点水式的“送文化下乡”已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新形式的农村“草根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大量涌现。
作为自娱自乐的两种典型形式，文化大院、自乐班在全国可谓遍地开花。记者了解到，仅在山西省农村，就有9000多个文化大院，而在甘肃、宁夏等地，参加自乐班已成为当地农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作为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开拓农村文化市场的一种经营形式，民营剧团近年来发展迅速。据文化部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6800余家常年活跃于田间地头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在浙江，民营剧团牢牢占据了农村演出市场85%以上的份额；在福建，一些地方已呈现出“无日不演戏、无处不演戏、镇镇有舞台、村村闻锣鼓”的景象。
作为农村“草根文化”的一种创新，一些地方的农民还自拍电视剧，演员是乡亲，观众也是乡亲……
“草根文化”的迅速发展，使得相对于“送文化”的“种文化”一词，在全国农村成为一个热词，并得到农民的热烈响应。去年，浙江省临安市青山湖街道朱村等8个村向全省农民发出自己“种文化”的倡议。结果，从3月到6月，从最初的8个村到100多个村，雪球在浙江农家越滚越大。在“种文化”活动中，农民不再是坐在台下仰头观赏的看客，而是成为舞台的主角，田歌、腰鼓舞、迪斯科等，悉数登上了舞台。
中国戏曲学院傅谨教授说，要满足8亿农民的文化需要，就必须让农民自己成为农村文化的主体。千百年来，农村一直是文化的富矿，“草根文化”对这些文化资源的发掘，在满足农民文化需求、使得农村文化获得“野草”般旺盛生命力的同时，也会改变全国的文化生态，为文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新机制：运作机制多种多样 政府、民间一起着力
当前农村“草根文化”的运作机制呈现多种形式。
为满足自娱自乐的需要，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是自己出资开展文化活动。在宁夏采访时记者发现，虽然大多数农民并不富裕，但对组织和参与文化活动十分积极。一位正在文化大院排练的农民告诉记者：“是文化大院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展示才艺的机会，虽然有时候得自掏腰包，但坚持的人还是很多。”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则盯上了农村文化市场这块大蛋糕。2005年，江西省芦溪县4个农民办起了全省首家农民电影放映公司，一年下来收入达20多万元；宁夏中宁县一家农民剧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的剧团在全自治区范围内每年演出近400场，实现年收入28万多元。在开掘农村文化市场的过程中，一些农村文化团体还引入了新的运作机制。2004年冬，井冈山下的江西省永新县高溪乡梅花村创办了全县首家股份制农民剧团，采用“农民投股、收入提成、利益共享、壮大产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其带动下，永新县目前已涌现股份制农民剧团、农民书社、农民管乐队等百余个股份制民间文艺团体，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办文化总投入超过千万元。
面对农村“草根文化”的兴盛，一些地方政府因势利导，促进其快速发展。
针对当地农村花鼓舞流行的情况，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政府投入资金设立比赛奖项、建立补贴制度等，使得花鼓舞遍及全县所有村寨，成为当地农村文化的一种标志；为促进民营剧团健康发展，浙江省嵊州市每年组织民营剧团开展演出评比，并给予奖励。从各地实践来看，政府对“草根文化”所进行的这种画龙点睛式的支持，不仅能促进其更快发展，吸引更多农民参与，而且使得农村文化逐渐走向了自我发展壮大的道路。
新题材：来自农村源自农民 贴近生活改变风气
为什么农村“草根文化”会如此受群众欢迎？记者了解到，这主要是因为“草根文化”从农民中来、到农民中去，贴近农村生活实际。
民办剧团演出剧目丰富，一般一个中等的剧团可供上演的剧目有数十个。为满足农民需要，好多剧团不仅仅演戏曲，还能根据需要兼演歌舞、说唱、小品、曲艺、器乐独奏或合奏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草根文化”的一些节目题材完全来自农村实际生活，较好地反映了农民心声。
从网上学习鲜花种植、进行鲜花销售，这可能是县里一篇新闻稿的内容。但是，这样的内容在江西余干县“二四六”演出队里，却成为《新农家乐》这个戏剧小品的主题。浙江仙居县是“杨梅之乡”，杨梅采摘的时节，当地的农村演出队自编自演了《杨梅熟了》、《永安溪水育仙梅》、《梅山对歌》、《杨梅大鼓》等，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由此，仙居县不仅有了杨梅，还有了杨梅文化。
这些来自实际生活的节目内容真实可信，形式活泼多样，语言通俗易懂，不仅满足了群众的文化需求，而且对改变乡村社会风气发挥了积极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东升村是一个600多户2300多人的自然村，过去农闲时间打麻将、酗酒的人比较多。近年来，村秧歌队比较活跃，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一些陋习早已被尘封了起来。山东省文登市一名村支部书记说，有了文化大院，村里的工作好做多了，比如清理“三大堆”（草堆、土堆、粪堆）等事情，在这个场合一讲，大家都能接受，尤其是处理邻里纠纷，正式处理显得过于严肃，在这里讲，你一句，他一句，工作就做通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章建刚说，当前，在农村以“草根”姿态出现的文化活动，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提供人际往来、社会整合空间的平台。在我国广大农村出现的形式多样的自办文化活动，正在超越舞台本身，在新农村建设中产生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