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上举今、古文的文字歧异，仅仅是同一祖本的不同写本的差别。《缁衣》今本约1550字，楚简约1150字。除去今本比楚简多出的约320字，彼此不同的约300余字。两者文字歧异的比例，与今、古文《孝经》约略相当，前人所谓“文字小异，章句大同”，正是指此。
至于章数的不同，更无足怪。古文篇内大多不分章，后人离析章句，见仁见智，本无定例。章数多寡，无关文本是非。此有彼无之章，多为错简或脱简，今本《缁衣》比楚简本多出的两章，即错简误植。古文有而今文无的《闺门章》，则可能是今文的脱漏。类似的现象，古文献中屡见不鲜。
郭店楚简《缁衣》的面世，证明文献所记古文《孝经》的面貌真实可信。古书作伪，必有暗藏之动机，或是为托古欺世，如此则必然从文薏立异；或是为骗取赏赐，如此则要伪造新篇。《孝经》古文与今文仅有文字小别，既不能托古行世，又不能邀功请赏，何苦如此？王氏之说，于情于理均不可取。我们认为，出于孔壁的古文《孝经》绝非伪作。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云：“《孝经》与《尚书》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书》之真，而疑《孝经》之伪，是何异信脍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诚哉斯言！
二、《孝经》与孔子思想是否相悖
以《孝经》为伪作的学者，很注意从《孝经》内部寻找攻击点，焦点有二：
一是《孝经》与《左传》有同文，说者认定是《孝经》袭《左传》。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经’至‘因地之义’，袭《左传》子太叔述子产之言，惟易‘礼’字为‘孝’字。《圣治章》‘以顺则逆’至‘凶德’，袭《左传》季文子对鲁宣公之言；‘君子则不然’以下，袭《左传》北宫文子论仪之言。《事君章》‘进思尽忠’二语，袭《左传》士贞子谏晋景公之言。《左传》自张禹所传后始渐行于世，则《孝经》者，盖其时之人所为也。勘其文字，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姚氏将《左传》和《孔子闲居》等一律视为汉儒之作，未免成见过深。近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批走私出境战国楚简，内中即有《孔子闲居》，姚说非但不攻自破，而且适成反证。类似之说，可置而勿论。姚鼐《孝经刊误书后》云：“若其词有同于《左传》者，盖此固曾氏之书，而《左传》传自曾申，刘向《别录》记之矣。意或为《传》时取词于是，未可知也。”姚说甚是。以《孝经》与《左传》有同文，而断言必是《孝经》袭《左传》，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二是认为《孝经·谏争章》关于“争子”的论述与孔子思想相悖：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
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
友，则终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
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此章“父当有争子”的论述，与孔子思想明显抵牾：“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多少低回曲折！今《谏争章》云‘父有争子，……故当不义，子不可不争于父；……从父之令，焉得为孝！’又何其径直而且伤于激也？其言绝不伦类。”杨成孚《经学概论》云：“《孝经》中的思想，亦不应与《大戴礼记》和《礼记》中曾子论孝的内容发生矛盾。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则认为子与父辩是祸乱之源。”（11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辩难者将争子之“争”理解为“争辩”，似有偷换概念之嫌。此“争”为“诤”之借字，御注云：“争谓谏也。”孔子生逢乱世，昏君当道，乱臣弄权，贼子篡弑，若置若罔闻，依然偏扬敬顺，不倡谏诤，能成其为淑世救民之孔子乎？从某种程度而言，乱世的形成，正是缺少争臣、争子。因此，孔子反对愚孝，在情理之中。御注云：“有非而从，成父不义，理所不可。”得之。
孔子关于“父当有争子”的思想，并非只见于《孝经》，在孔门弟子的著作中，时有所见，如《荀子·子道》云：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
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
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
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
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於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
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
故劳苦彫萃而能无失其敬，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
非仁人莫能行。诗曰：“孝子不匮。”此之谓也。
鲁哀公问於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
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
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
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
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
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
之之谓孝，之谓贞也。”
在辩难者称引的《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中也有关于谏诤的论述：
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
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
孔子甚至批评曾参过于顺从其父，乃至听任其父亲施暴、一味委曲求全的态度：
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韩
诗外传》卷八）
在孔子看来，使父亲身陷不义之地，就是最大的不孝。《谏争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与《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思想一脉相承。在仁与义的原则面前，孔子的态度很明确。当然，孔子反对为谏父之过而态度激烈，导致父子反目，故《礼记·曲礼》云：“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待日后气氛缓和时再谏，此与孔子谏诤思想并无扞格。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相一致。为父者与为君者均非圣人，孰能无过？因此，臣子都有匡扶君父的责任。《论语·季氏》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焉将用彼相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无论是为人臣还是为人子者，都不应该“危而不持，颠而不扶”。这一看法在郭店楚简中也可以得到部分印证。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云：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
矣。”
“恒称其君之恶者”，就是“争臣”。《谏诤章》将争臣与争子置于同一体系中加以论述，既然为君者要有恒称其恶的争臣，则为父者要有能谏其过的争子，已是不言而喻。要之，“谏争”是孔子孝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争子”之说否定《孝经》，鄙见以为不可。
①《隋书·经籍志》云：“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
以总汇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
②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页四一：“郑注《中庸》‘大经大本’曰：‘大经，谓六艺，而
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史晨
《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
制《孝经》。’”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