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一般而言,中原文化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这里自上古至唐宋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谓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就目前国内文化研究的态势及中原地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看,它的地域特性明显压倒了作为国家文化的特性,更宜被视为一种地域文化。
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中原文化的地域性明显又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它最值得重视的特点就是与中国文化形成的直接关联。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和气候等诸多便利的自然条件,这里自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诸地域中最先跨过了“文明的门槛”。由这种文明衍生的文化,则为后世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礼仪典章提供了基本的范本。同时,中原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还在于它强大的辐射力。在中国历史上,它依托于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军事的扩张，甚至中央政权崩解导致的移民大批迁移,向四方传播。
另外,中原文化传播或扩张的有效性也值得注意:这种文化建基于农业产生方式与土地形成的密切关联。农耕方式使其文化深深扎根于异域的土地,并因土地的稳固性而得以保持和发展。从历史看,中原文化的南向传播基本上是以垦荒为先导,北向(尤其西北向)传播则离不开屯田。这种依附于土地的文化扩张虽然缓慢,但却步步为营,绩效显著。相反,北方草原民族虽一次次入主中原,却从没有成功将其文化移入新的统治区域。这明显与其游牧生产方式无法扎根于土地有关。
中原文化的结构形式与核心价值
中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的扩张性,决定了它既被其产生的地域限定,又具有超地域的特征。或者说,这是一种立于中原又从中原出发的文化。按照司马迁及历代史家的一般看法,它的起点在河洛。如《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这也是当代研究者试图以河洛指代中原的原因。但从后来中原文化的扩张态势看,河洛所涵盖的地理区域明显过于狭窄。北魏时期,孝文帝拓拔宏在计划迁都洛阳时曾讲:“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按照这句话提供的序列,“帝宅”被崤山和函谷关限定,“王里”被河洛限定,“中原”则明显是以前两者为中心形成的地理区域的进一步展开。以此为背景,中央帝国的疆域扩张到哪里,或者说它的移民迁徙到哪里,中原文化就被带到哪里。作为一种相对先进的文化形态,它最终甚至溢出了国家的边界,成为东亚地区普遍认同的价值(如日本、朝鲜)。据此不难看出,从崤函、河洛、中原到中国,再到超出国家边界的天下,中原文化形成了一个层层扩展的圈层结构。
文化的扩张或传播虽然表现为政治权力、礼仪典章制度向异域的蔓延,但在其深层,却是其核心价值观念得到了更广大地区人民的认同。我曾将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归纳为九点,即:和谐共存的自然观念,和谐共处的社会观念,反分重合的国家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学观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观念,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念,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尚俭节用的经济观念,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这九点,今天已作为普遍价值被中国人接受,并成为中国文化秉持的基本原则,但在其根源处,这些价值观却依然来自于中原农业文明的孕育和滋生。其中,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它的前提就是因农业劳动而形成的人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人与他人的和谐共处,则是乡居者围绕土地形成固定社群后,协调利益关系必须持守的原则。同时,中原地区形成的国家形态,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特征。国家观念上的反分重合,是农业民族重视家族血缘、社群和谐的自然延伸。而所谓的以人为本、有所作为,其前提也是土地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可更移的衡量,然后才是人不断扩张其实践力的变量。另外,从中国历史看,中原文化虽然有农业社会趋于保守、内敛的特点,但它的主调依然是开放包容的。它的开放,既表现为以教化手段弘扬自身的文化,又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接纳。
中原文化研究的意义
首先,虽然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产生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土壤,但却触及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关怀和人性的深层欲求。像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对于今天正确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仍是有启发意义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传统中原农业社会以家族和村落为基本单位,重视血缘和邻里之爱。这种爱后来被儒家不断放大,即由“亲亲”逐步推及到“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和谐,依然是以这种不断“推己及人”的大爱为前提的和谐。另外,中原文化的重人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就是以人为本,有所作为就是提倡奋发有为、积极进取;重德守信就是在人与人交往中重承诺、守气节;尚俭节用就是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开放包容就是对外来文明成果抱有接纳、融会的胸襟。这些价值观及行为原则明显具有普适性和跨越时代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其次,爱国主义是中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重要遗产。从史籍看,上古至秦汉时期的“中原”原本是一个地形学概念,意指平原或原野之中。到魏晋,中国社会进入诸侯割据和异族入侵的混乱时期。当时,由于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谓的“中原”这时才被地域化、专名化、神圣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桑梓”、“帝宅”和“神乡”。在中国历史上,“中原”一词使用密度最高的时段有两个:一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二是北宋覆亡与南宋建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避居异乡的衣冠之士,一方面“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另一方面则“顾影中原,愤气云踊”。中原作为士人精神的原乡或国家的象征,成为他们表达爱国情感的主要对象。这对增强民族凝聚力而言,是值得珍视的精神资源。
第三,中原文化研究还牵涉到中华民族史观的重建问题。20世纪的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古史辨派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按照顾颉刚的讲法,由传统正史讲述的上古史,即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基本上来自后人层累式的伪造。要恢复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首先就要打破这种“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虚假观念。从中国历史看,古史辨派所要“破”的上古史观,显然就是传统史家围绕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的历史论述。它所开启的方向,则必然是以多元文明起源论、多元文化并存论代替传统的中原中心论。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一疑古思潮对中国早期历史的颠覆性解释,并不足以对中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干地位构成根本性的动摇。这是因为,由“三皇五帝”奠定的人神兼杂的中原上古史,虽然其神性的侧面可以通过“剥皮的方法”(胡适)被证伪,但其合理的内核却依然被现代考古学充分证明。同时,借助现代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认定许多地域性的文明或文化曾经辉煌过,但就对中国历史进程形成的实际影响而论,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却依然无任何其他文化可以替代。据此来看,对于这一文化的价值,在古人的信古和今人的疑古之间,应该还有第三种选择,即:既不否认中原文化的一元主导,又不否认其他文化的多元并存。只有如此,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才是线索明晰的，我们对中国文化作为文化共同体的认识才是理性客观的。（作者: 刘成纪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