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北京大学原副校长何芳川教授生前主编的重大科研课题《中外文化交流史》付梓出版，19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出版座谈会，近百名北大师生和校外学者出席会议，与会者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及其对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大作用予以高度评价。
新出版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下两卷，共100万字，对数千年来中外历史上的经济、政治，特别是物质与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作了整体勾勒和综论，是一部集最新研究成果为一体的力作。
该书撰稿人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林被甸教授表示，该书有三大特色。
其一，该书提倡文明大视野，其全球文明的大视角，是相对于各式各样的自我中心的狭隘文明观而言。自我中心论是文化交流史上的认识误区和漩涡，文化交流是动态的、双向的、互动的和立体交叉的。不可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走向“东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论”。
其二，该书着力反映中国对外交流史上以“和平友好”为主题的特色，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流绝大多数是在诸文明发展不均衡的态势下展开的，暴力与战争往往成为文化交流的特殊形态。在人类社会向近代转型初期，东西方文化的交往，更演化为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赤裸裸的劫掠。然而同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发达的、领先的巨大文明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中华持主动权的对外文化交往，其基本性质是和平的。
林被甸教授表示，正当中国主张建设和谐世界，而西方某些人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时候，强调这一点，尤其意义重大。每当讲到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时，西方某些人为什么总要与威胁、战争等字眼联系在一起？重要原因之一是，近代西方文明就是在对外的“血与火”中诞生、发展起来的。他们习惯的依据自己的历史经验，来观察世界、观察别的国家。
他说，实际上历史上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模式，一种是战争暴力模式，一种是和平友好模式，而后者恰是中国两千年对外交流史上的主导形式。今天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时刻，大力弘扬中国对外交往的和平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三，该书借北大人文学科的优势，为不同学科专家集体劳动的结晶，是一次学术大协作的成果。该书作者包括北大、社科院共十九位相关国别和地区史研究的有影响的学者，共使用了东西方国家十五种语言文字的文献资料。
北京大学历史系马克垚教授表示，该书为今后的文化交流研究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学习得快和慢”、“接受还是拒绝接受”的问题；二是，交流中的“文化误读”问题，误读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学习西方经济、法律、文化的过程，会否存在误读？三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吸收和转化过程中，有复杂的问题值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