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闻”二字最早见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出自南粤王赵佗通过汉朝的使者陆贾转给汉文帝的一封道歉信。这封信主要的内容在向汉皇解释他（赵佗）之所以自立为帝的种种原因，其中包括之前的吕后如何“近细士（小人），信谗臣，别异蛮夷（也就是搞种族歧视）”。这种歧视不是空口白话，因为吕后的确下令：不得向蛮夷外粤之地输出金铁田器———也就是剥夺其生产工具；更狠的是输出马牛羊等牲畜的政策也有限制。吕后的政策是：牲口只能给公的，不许给母的，以免繁殖。
赵佗接着提到：“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削坏，兄弟宗族已诛论。”他这才接受了从属的官吏们建议，“更号为帝自帝其国”。最重要的一句申辩之语是：“非敢有害于天下也。”这封信里还提到：“窃疑长沙王谗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以及赵佗是因为眼看着左近邻国都称了王，他感到很不爽，“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赵佗原本并不想和汉室起衅开战，才会牵拖了一大堆理由，而在这封报书里又洋溢着无比的委屈、谦卑、无奈之情，所有关于僭越部分的关键语都模糊其词，“窃疑”是其一，“风闻”更是其一。风闻，听到风中飘来的信息，怎么可能指陈其来处？宋朝吴曾所著的《能改斋漫录·记事一》有：“近有陈情不实，重行黜陟之文。例皆偷安苟简，避罪缄默，甚失设置之意，可仍旧许风闻言事。”可见“风闻言事”所指的是一种言论上的特权，而不是甚么言论自由。言论上为甚么要赋予某些人一种特权呢？因为若是不特许某种人拥有这样的特权，则“偷安苟简，避罪缄默”就会成为官场中的一个常态，这对“观风俗、知得失”是有无形的伤害的。正因为伤害发于无形，所以切关至要，毋宁得在制度上加以设计，不惜赋予某些特定的人以权柄，使不至于畏葸苟安，甚且还点染了鼓励直言的王者风范。《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八年》记载了一段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杨察的谈话：“御史，故事许风闻（古代的掌故制度中是许可风闻奏事的），今以疑似之间，遽被诘问，臣恐台谏官畏罪缄默，非所以广言路也。”到底从甚么时候开始，有所谓“风闻言事”的特权呢？这得从政治手段上的需要说起。《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五年》：“武后以法治群下，谏官、御史得风闻以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否相倾覆。”这就是经由制度的许可，让最高权力以下的臣子们得以相互攻讦、相互揭发、相互抹黑，来达到彼此犬牙相制的目的，这种假言论特权而遂行的斗争，还是为了巩固最高权力核心。武则天当然不是史上第一个搞言论免责斗争的统治者。梁武帝萧衍一即位，就在四月壬寅这一天下了一道诏书，敕封车骑将军夏侯详为右光禄大夫。诏曰：“成务弘风，肃厉内外，实由设官分职，互相惩纠。而顷壹拘例程，见失方奏，多容违惰，莫肯执咎，宪纲日弛，渐以为俗，今端右可以风闻奏事，依元熙旧制。”萧梁是南朝的第三个皇权，怎么回头去师法东晋的旧制了呢？元熙，是晋朝最后一个皇帝（恭帝）司马德文的年号，他即位不到两年就被刘裕篡掉，一条小命是给刘裕所指使的褚秀之、褚淡之兄弟拿被子闷坏的。从公元419年初，到公元420年夏天，司马德文根本就是个废物点心，所谓“山陵未厝，不朝会”———也就是说：皇帝根本没有公开主持过国政———那么，梁武帝的诏书中所谓“依元熙旧制”是甚么意思呢？这一点就连宋朝的博学之士洪迈也说不清楚。据《容斋四笔·御史风闻》说：“御史许风闻论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从来；以予考之，盖自晋、宋以下如此。”无论如何，从刘裕之得位、武后之揽权，都可以找出一个比“广言路、观风俗、知得失”更幽深细腻的政治操作，来解释“风闻言事”、“风闻奏事”或者“风闻论事”———利用来路不明的消息，在诸多扰攘对峙的势力之间打造一个看似由法律判别曲直的断案仪式，再由当权者裁度之，最后达到他诛除异己的目的，这似乎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当权者从来就得利用这些吃朝廷俸禄的大嘴巴，也正是为了利用，就不得不忍受。先前说到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就“风闻言事”这个小传统来说，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整个朝廷里不断就各种议题、乃至人事上的纷扰，对于谏议官有多少言论特权作了反复的辩论。举例而言：宋仁宗罢斥张，所持的理由是：“言词不知轻重”。监察御史陈旭追问：“是甚么事不知轻重？”仁宗说：“说起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任命之事，这张居然说：‘请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妇人坏之？’”陈旭说：“这是忠直之言。为人臣子是很难说出这样的话来的。”仁宗还是继续抱怨张说：“他还说到任用杨怀敏的事，认为杨怀敏一旦得志，所作所为，不下于唐朝的刘季述。这不太过分了吗？”陈旭说：“他志在除恶，言之不激，圣意难回，这是不可以深责的。”1049年，仁宗改元皇祐，皇祐二年———也就是陈旭这抗奏之言发表了整整两年以后，包拯三次弹劾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终于让仁宗免掉这外戚的两项兼职，可是首发其难的张却一直没有获得赦免。宋仁宗如此，遑论其他的当权者？当他们需要风闻的时候，就纵令臣下言事；当他们不需要风闻、或者风闻中言事的对象是他们自己的时候，你看他们会不会捍卫你言论的自由？附录：刘季述又是怎么回事？唐昭宗于光化三年(公元900年)杀掉专权的宦官宋道弼、景务修，以及和宦官相表里的宰相王搏，崔胤遂专制朝廷，势震中外。但由此引起宦官的恐惧与仇恨。左神策军中尉刘季述、右神策军中尉王仲先等(都是宦官首领)密商奉太子临朝，引李茂贞等藩镇为外援。十一月，藉昭宗打猎时酒醉误杀宫女之过，宣称：“主上所为如是，岂可理天下？”于是领兵入宫，押着昭宗及皇后幽之于少阳院。刘季述以银锤画地指责昭宗说：“某时某事汝不从我言，其罪一也；某时某事汝不从我言，其罪二也……”如此陈数十过。然后将门锁上，只许从小洞里送进食物。当时正值严冬，随从的官人衣不能御寒，号哭之声传至院外，状至凄渗。刘季述等按着矫诏令太子裕即位，以昭宗为太上皇。并杀尽昭宗所宠爱的宫女、方士、僧道多人。他本想也杀掉崔胤，但因崔胤暗结强大的藩镇朱全忠(温)而未敢动手，仅免除其职务。崔胤亦因朱温不在京师，对刘季述的行为表面也不敢反对，秘密致书朱温请其出兵讨乱。刘季述亦遣使至汴，许以将政权让与温。温使人至京探察实情，且与崔胤联络。崔胤暗中说服了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劝之迎昭宗复位。天复元年(901)正月，孙德昭以兵擒杀刘季述、王仲先等，与崔胤迎昭宗复位。昭宗仍命太子为德王，以孙德昭为同平章事，充靖海节度使，赐姓名为李继昭。封朱温为东平王。计昭宗被幽凡两月而乱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