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还应该特别谈谈《周易》。近些年我们有些发现,证明《周易》不是晚出的。这方面我们做过很多的讨论。《周易》这本书的时代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个人有一本小书叫《周易溯源》,试图在不涉及其思想内容的情况下,从文献学、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周易》这本书,包括它的《经》、《传》部分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结论平淡无奇,就是证明它是很早的,《易传》也比较早。《周易》经文我个人意见就是像《系辞》说的:“《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当文王与纣之事”。那么,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这个问题呢?
我过去曾经提出一个材料:北宋的时候在湖北孝感出土的中方鼎。中方鼎铭末有筮数,将它转化为易卦之后,正好说明铭文的内容,但这毕竟是个推论。前些时候,在陕西西安长安县西仁村出土了两个陶拍子,上面刻的卦数我觉得足以证明《周易》的年代了。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陶拍子?在座有考古专家,都知道古代陶器是盘制,拿泥条盘起来,搁在陶钧上转,转的时候,得搓它、弄它。陶器表面上有时候要做成纹饰,就找一个东西来拍它,拍出纹饰来,这个工具就是陶拍子。陶拍子其实也是陶的,就像一个蘑菇形的东西。
长安西仁村这一带是西周陶窑遗址,关于陶拍子的简报发表在《文物》2002年第11期上,有两件,都是采集来的,是西周中期的东西。一件上有四个筮数,四个卦都是很清楚的,一个是《师》卦,一个是《比》卦,一个是《小畜》卦,一个是《履》卦。这就是四个卦,一个陶拍子有四个卦。另一个陶拍子有两个筮数,一个是《既济》卦,一个是《未济》卦。大家要知道这六个卦分成两组,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师》、《比》、《小畜》、《履》是《周易》上经第七、八、九、十卦;《既济》、《未济》是《周易》下经的第六十三、六十四卦。每两个卦是互倒的,把它们刻在一起决不是偶然的,这和《周易》经文的卦序一样。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当时可能有精通易道的贤人,遭了难,给抓起来烧窑,他就刻了这些东西,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无论如何,从卦序等方面看,这证明当时不但是有经文,而且还有易学。
这些例子使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在孔子以前,不光是《诗》、《书》、《礼》、《乐》,甚至是《易》、《春秋》,都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而孔子以他的天作之才,集其大成,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开创私人讲学,所以说他是“集大成”者。
善本《大戴礼记》
最后,我想用几分钟把我最近写的小文,也是我的想法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印在曲阜师大编印的《孔子文化研究》上。在《论语·公冶长》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有人据此说孔子是不谈“性与天道”的,像孔子的高徒子贡都听不到孔子讲“性与天道”,可见孔子整天谈的都是政治、道德之类,不言“性与天道”。
我认为这完全是误解。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孔子不但谈“性与天道”,而且谈得很多。马王堆帛书里面的《易传》、《二三子问》等都是讲“性与天道”的,新发现的《诗论》中谈“性”、“命”的也不少。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特别引用了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的说法。金景芳先生已经过世了,他整整活了九十九周岁,论虚岁,就是百岁的学者。他说这段话不是说孔子不讲“性与天道”,而是说“性与天道”是一个很难了解的问题,即便是子贡都以“不可得而闻也”兴叹。这就对了,这段话说明了什么呢?“性与天道”是很难了解的,子贡叹息孔子讲的有些他听不懂,他是客气的。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在马王堆帛书里看到了子贡跟孔子之间关于《易》的谈话,他们谈的就是“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的意思,按我个人的理解,不是说听不见。古代的语言里面“听”和“闻”,“视”和“见”不一样,意思不同,层次也不同。我们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视而不见”不是说没有眼睛,或者是瞎了,或者眼花了,而是看了而没有辨别它。“听而不闻”,从耳朵来说可以听见,但从心里头理解才能叫作“闻”,所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子贡的谦辞,说孔子关于“性与天道”之论深奥微妙,他自己也不懂。孔子实际是讲“性与天道”的,把孔子说成不言“性与天道”,这种解释是对孔子的根本贬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篇就是专门讲“性与天道”的,如果说这些不是儒门的,跟孔子没有关系,那就完全错了。
今天我讲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么一个思想,孔子正是孟子所讲的“集大成”者。中国的学术渊源在前头是长得很,孔子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才有他的创造性的、根本性的新发展,是承前而启后。我讲的就是这些,谢谢。 （录音整理:王胜军、罗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