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游民构成影响历史的隐性社会，当代游民群体新变引发学者反思。
张艺谋电影的大行其道与赵本山小品的风靡全国共享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80后农民工、留守儿童、啃老族这些新的社会群体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1999年，王学泰推出《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深入挖掘了中国古代与宗法社会正统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文化和意识支配着半部历史。虽然他的研究仅止于中国古代，但李慎之在序言中表示“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如今，随着这本书的再版，现实的游民问题日益凸现，游民文化与当代中国之间存在着怎样值得深省的联系？
1.农民工就是当代游民？
古代游民：宋朝城市格局和商业繁荣，使游民成为脱离现存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群体，江湖艺人、绿林帮派是古代游民的代表。
新京报：当代游民的出现及其形式与古代有什么不同？
雷颐：人民公社从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的户籍制度，这一套措施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所以那时候几乎就没有游民。改革开放使农民有自由进城的权利，但是他们又没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以及完全合法的身份，这就造成了他们的游走。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又苦又累、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们把这个待遇和当年快饿死的状态相比就很满足了；但是第二、三代农民工，他不可能老是和他父辈的人民公社比，他更多和城里同龄人比，干同样的活别人的待遇那么好，这是一个问题。
王毅：从明代以后，草根阶层出生的游民就不大可能触动统治集团、改变权力格局了，只能在传统格局的缝隙里面存在。为什么会有游民文化，就是因为“日没而途远，故倒行而逆施”。当正路走不通，他没辙的时候，必然要走其他的途径。有人说我们要警惕游民文化，这是对的。
当代的游民参与了城市的贸易体制和经济体制，这与过去不一样了。以明代为例，游民进入城市，身价被压得很低，一个孩子只卖几两银子，这种卖身为奴的情况很普遍。而现在则是希望与危机共存，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体制被纳入进去了，而是一整套价值体系被纳入。这是以前没有的。比如地方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最长劳动时间等等与农民工直接相关的地方法规，资方不能对工人为所欲为。另外，由于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一些没上大学的人，并不比大学生对现实世界的了解差多少，他们的维权意识很强。尽管维权空间被压缩得很小，但是其要求反映了人性最根本的部分。这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架构、价值体系和传统专制型的社会架构、价值体系之间的博弈。
朱大可：流氓主义是我们民族性的一部分。在古代社会，游民也只是流氓社会中的一部分。它是流氓群体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在当代社会，“流氓”这个词显然比“游民”更有现实表达力。“游民”有局限性，用来阐释当代社会是远远不够的。我所指称的“流氓”，不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精神和话语方式，它超越了游民时代的限定。在游民时代，民众基本不识字，没有自主的话语权，无法形成自己特有的话语方式，这是一个深刻的区别。“流氓话语”与“游民生活”完全不同。
互联网是现代流氓话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但在网络之前，以反讽为特征的流氓话语已经涌现。它首先出现在几个大都市，像北京的大院和胡同，继而出现在王朔、徐星和王小波的小说之中。这三个重要的作家，就是流氓话语的开拓者。他们用反讽和戏仿的修辞，解构了我称之为正谕话语的体系。
中国古代游民构成影响历史的隐性社会，当代游民群体新变引发学者反思。
张艺谋电影的大行其道与赵本山小品的风靡全国共享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80后农民工、留守儿童、啃老族这些新的社会群体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1999年，王学泰推出《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深入挖掘了中国古代与宗法社会正统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文化和意识支配着半部历史。虽然他的研究仅止于中国古代，但李慎之在序言中表示“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如今，随着这本书的再版，现实的游民问题日益凸现，游民文化与当代中国之间存在着怎样值得深省的联系？
1.农民工就是当代游民？
古代游民：宋朝城市格局和商业繁荣，使游民成为脱离现存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群体，江湖艺人、绿林帮派是古代游民的代表。
新京报：当代游民的出现及其形式与古代有什么不同？
雷颐：人民公社从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的户籍制度，这一套措施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所以那时候几乎就没有游民。改革开放使农民有自由进城的权利，但是他们又没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以及完全合法的身份，这就造成了他们的游走。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又苦又累、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们把这个待遇和当年快饿死的状态相比就很满足了；但是第二、三代农民工，他不可能老是和他父辈的人民公社比，他更多和城里同龄人比，干同样的活别人的待遇那么好，这是一个问题。
王毅：从明代以后，草根阶层出生的游民就不大可能触动统治集团、改变权力格局了，只能在传统格局的缝隙里面存在。为什么会有游民文化，就是因为“日没而途远，故倒行而逆施”。当正路走不通，他没辙的时候，必然要走其他的途径。有人说我们要警惕游民文化，这是对的。
当代的游民参与了城市的贸易体制和经济体制，这与过去不一样了。以明代为例，游民进入城市，身价被压得很低，一个孩子只卖几两银子，这种卖身为奴的情况很普遍。而现在则是希望与危机共存，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体制被纳入进去了，而是一整套价值体系被纳入。这是以前没有的。比如地方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最长劳动时间等等与农民工直接相关的地方法规，资方不能对工人为所欲为。另外，由于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一些没上大学的人，并不比大学生对现实世界的了解差多少，他们的维权意识很强。尽管维权空间被压缩得很小，但是其要求反映了人性最根本的部分。这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架构、价值体系和传统专制型的社会架构、价值体系之间的博弈。
朱大可：流氓主义是我们民族性的一部分。在古代社会，游民也只是流氓社会中的一部分。它是流氓群体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在当代社会，“流氓”这个词显然比“游民”更有现实表达力。“游民”有局限性，用来阐释当代社会是远远不够的。我所指称的“流氓”，不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精神和话语方式，它超越了游民时代的限定。在游民时代，民众基本不识字，没有自主的话语权，无法形成自己特有的话语方式，这是一个深刻的区别。“流氓话语”与“游民生活”完全不同。
互联网是现代流氓话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但在网络之前，以反讽为特征的流氓话语已经涌现。它首先出现在几个大都市，像北京的大院和胡同，继而出现在王朔、徐星和王小波的小说之中。这三个重要的作家，就是流氓话语的开拓者。他们用反讽和戏仿的修辞，解构了我称之为正谕话语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