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图兰朵》只能算是席勒的改编剧，非其原创。但由于诗人执着地追寻东方的诗意表述，反倒使得此剧成为了中德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可圈可点的事件。席勒对中国当然不了解，甚至很欠缺基本的常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心生向往，其实，早在1791年时，他就与穆尔（Christoph Gottlieb von Murr,1733-1811）相识，此后颇有联系。1794年7月8日，穆尔向席勒寄赠其德译《好逑传》（但此译本早在1766年即完成）。1795年3月5日，席勒复函致谢。同年，席勒创作了《孔夫子的箴言》（Spruch des Konfuzius）。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位中国的至圣先师在异族的知识精英笔下，竟是何等的形象？
时间的步伐有三种不同，
姗姗来迟的乃是未来，
急如飞矢的乃是现在，
过去却永远静止不动。
它在缓步时，任怎样性急，
不能使它的步子加速。
它在飞逝时，恐惧和犹疑
不能阻挡它的去路。
任何懊悔，任何咒语，
不能使静止者移动寸步。
你要做幸福、聪明的人，
走完你的生命的旅程，
要听从迟来者的教诲，
不要做你的行动的傀儡。
别把飞逝者选作朋友，
别把静止者当作对头。
这显然是对孔子“现代德国”的阐释，虽然在中国人眼里未免过于“陌生化”，但却也并非“信口开河”，他主要的依据，很可能是《好逑传》中所呈现的孔子之像。有论者曾批评过歌德中国文化观的不足，陈铨说:“我们很可惜的就是歌德所读过的三本小说《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的作者，都是代表孔子的人生观的，所以歌德所看见的也只是孔子的世界，至于中国文化里面道教佛教的成分，歌德没有机会接触。”至少，席勒的中国文化观，尤其是他的孔子观主要是建立在中国小说，主要是《好逑传》基础上的。正如陈铨所揭示的那样:“照孔子的学说，一个人理想的生活，就是一种安居乐业光明清楚的生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彼此间的责任都是明明白白地定出来了的。一个人用不着疑难地思想，只须照圣人定下来的规律去身体力行，并且只有从身体力行上用工夫，一个人才能够达到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道德的完成。这一种人生观里边没有激烈的感情，没有无穷的渴想，没有梦幻的境界，没有神秘的性质。你也可以相信鬼神，相信身后魂魄的存在，但是你一切的责任，却在目前实际的人生。”
不错，这正是孔子注重现世生活的基本观念，你可以说他毫无浪漫，但它却是中国人生观的基础，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大致可以反映其执着于生命本身的“入世精神”。从这首诗来看，席勒显然很敏锐地把握了孔子思想的精义，即既不看重过去，亦不冀望来世，而是把握住“急如飞矢的”现在，因为走完“生命的旅程”者，才是“幸福、聪明的人”。
有的时候，阅读与求知是凭借一定的机缘而达致的，譬如说席勒对中国文化的接触，一方面启蒙时代的大背景不可能没有影响；另一方面偶然的机缘，譬如说与汉语著作的德译者的结识，恰恰可能促进这种关联。更有意思的是，穆尔并非是个简单的翻译者，他对中国文化似乎颇感兴趣并试图加以介绍，这表现在德译本《好逑传》中加入了一章很特别的东西，即“中国格言和深刻的道德表述”。虽然，从整体情况来看，1796年歌德对《好逑传》的认识还很难算高明，到了晚年他又重读此书并评价颇高，但至少在当时，歌德、席勒对中国文学都已有所接触，而且不仅如此，他们对中国文化、思想也有所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