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邓聿文
北京奥运会将于本周结束，“奥运会结束后，中国走向何方？”许多人都在问。
对于中国奉献给世界的这场奥运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我注意到两个外国人的评价几乎一致。一个是英国广播公司（BBC）总裁马克·汤普森，他在参观新华网时对新华社记者表达了如是观感：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而开放的中国将会让世界更加亲近她。另一个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他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更是直言不讳：没有开放政策，就没有奥运会。以他们的见识和眼界来说，我想这是对中国一种如实的评价，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同感。
北京奥运会的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北京奥运举行期间，数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云集北京，虽明知相当一部分记者并不是为报道体育赛事而来，但还是明确承诺他们可以自由报道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也允许拥有奥运转播权的部分外国电视转播商在包括天安门广场在内的敏感地区进行新闻直播报道，以及划定三个公园为示威区等等，都体现出北京奥运会的开放性。
我这么说可能一些人会不以为然，这些朋友也许会说，诸如承诺等等，不过是中国政府为能顺利举办奥运而在外界压力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奥运过后，一切照旧。我能理解他们的想法，但对此我们应抱着一种善良的愿望，因为一种固有思维要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比如从大历史的视角出发，而不仅仅从奥运会看奥运会，那么可能就不会偏于一隅。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倡导的大历史观要求我们不纠缠于历史的细节，而是着眼于历史背后的深刻的自然环境、经济和文化因素等等对历史或历史人物的影响，从一个长远视角去观察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以大历史的视觉去审视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封建王朝中最鼎盛的唐朝，同时也是最开放的王朝；而明清的没落，与它们的闭关锁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发展与其开放程度是成正比的。
同样，如果我们把北京奥运会放进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去观察，我的结论是，北京奥运会的开放和政府为此所做出的努力，并不是一种妥协，而是此前30年社会发展一个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的结果。
“改革开放”这个词深刻地说明了中国改革的开放本质，说明了30年所取得的进步与开放是息息相关的。改革的根本动力，来自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憧憬。具体到30年前的中国改革，是因为现行政策、制度和体系不能满足人们的致富需求或者说阻碍了人们的这种需求，从而引发了人们的不满。但改革首先得要有参照系，然而在生产力、组织结构和社会环境都已截然不同的背景下，中国以往的改革经验就整体而言已经不适合做今天改革的参照系，因此只有把国际上先进国家作为改革的参照系。虽然中国和一些先进国家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不同，但经济运行的规律，管理方法和市场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可以超越制度而一样的。要借鉴先进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就必须打开大门，实行开放政策。
所以，30年的“改革”，是在“开放”的大前提下,放在“开放”的背景和环境中进行的。改革的历史取向、实际步骤等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开放的很大影响。特别是中国入世后，开放进入一个由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由局部开放向全方位开放、由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开放向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全面开放的新阶段。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式改革，“开放”之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绝不比“改革”低。
我们只有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才能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中，尽管中国的开放步伐不是恒定的，有大有小，但从来没有关闭过国门。这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秘密。在今天全球化的状态下，中国更没有必要关闭已经开放的大门。以此来看，假如北京奥运会在一种开放的状态下都能得以顺利完成，中国还有什么理由在奥运后不继续开放呢？
所以，中国的开放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当然，中国不仅要有开放的状态，更要有开放的心灵；不仅要对外开放，更要促进和加大内部的开放；不仅要经济开放，更要有整个社会的开放。
（作者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